叙写人生,分享经历。欢迎访问中国自传网! 

中国自传网

  • 首页
  • 全部自传
  • 网站指南
  • 写作专区
  • 个人中心
  • 本站新闻
  • 媒体报道
  • 作者专访
  • 82岁老人写10万字自传引发草根写史讨论

    发布时间:2015-06-25    发布者:admin    来源:

    冰点观察:草根写史:另一个声部的历史

    一位退休老人写了一部自传,刚刚在网上连载了一小部分,就引来近10万点击量,这让历史学博士邹振东着实吃惊不小。

    在他眼里,这个82岁的老头再平凡不过。退休前不过是江西省井冈山市民政局一位普通公务员,退休后跟着儿女到厦门生活。每天清晨去公园打打太极拳,平日里爱下下象棋。平常不大爱自我表现,也不怎么讲过去的事。但眼下,这部用10万字篇幅写成的“过去的事”,在互联网上甫一露脸,便吸引了众多拥趸,并引发一场关于“草根写史”的讨论。

    这位老人就是邹振东的父亲邹洪安。全家人都已记不清,老人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动笔写自传,只知道“大约在10年前”。不过对于邹洪安而言,这项工程显然耗费的不仅仅是10年。早在40岁时,他就动了写自传的念头,为此咨询过朋友有关写自传的方法,也会特意记下平日里的事情。退休后,他正式动笔,这占据了他晚年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抱着“以免他得老年痴呆症”的心理,儿女们渐渐习惯了父亲这种独特的脑力锻炼方式。即便是获得了厦门大学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儿子邹振东,也从未想到,父亲笔下的自传会在今天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当时,我们都没什么期待。”邹振东说。

    直到2006年,“像蚂蚁一样”辛勤写作的邹洪安捧出了一部厚厚的手稿,邹振东才第一次正视并细读起这部个人史。他用“欲罢不能”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本自传,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这样不了解父亲,不了解父辈的历史”。

    不过,邹家人始终认为这是一本非常私密的家族读本,因此也只限于在亲戚和朋友之间流通。但在2008年末,邹振东结识了天涯社区人文频道的主编张立国。“当时网上都是些瞎编乱造的穿越文、奇幻文,这本自传让我觉得很真实,很感动。”张立国说。他随后向邹家建议,可以把这部自传贴到天涯社区,“让更多的人看一看”。

    于是,今年4月8日,这位普通老人以《个人史:草根百姓的一生》为题的自传正式在网上亮相。迄今为止,上传内容还不到原书的两章,却一度登上人文频道的头条。截至发稿,访问量已达88182人次。

    负责贴文的张立国最近有点忙,更新的速度并不快。于是,每天都会有兴冲冲的网友催促。言简意赅的会说:“速度!”循循善诱的则说:“写得很好,一定要继续,不要‘太监’了。”这位写自传的耄耋老人甚至成了某种动力。有人“早几年写了又放弃了,看了楼主觉得又有勇气写下去了”。不少人说,这部自传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甚至有人说:“过几天父亲就要过来了,我也要帮他整理一部个人史。”

    “人民造就历史!”还有人这样留言。一位昵称“菡萏”的网友将这部自传与历史教科书相比,“这部自传不会像历史书那样只有年代,这里有我想要亲近的生活”。

    “这些人都是在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一段历史”

    这段可以“亲近”的生活从1927年邹洪安出生开始。他的笔下充满细碎而鲜活的记忆,写到他年幼时如何屡经饥荒,全家人只能靠吃南瓜藤、干红薯米充饥,饿得狠了,“连鸦片籽都吃过”;写到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11岁初小毕业即失学;写到他18岁那年跟村里的土纱贩子去卖纱,才刚卖了个好价钱,喝了大半碗五加皮酒,回程时却被军队“掳夫”,他和同伴如何被命令去抬炮架,又如何趁夜深钻洞逃出军营,连草鞋也丢了。为了怕再次被军队掳走,他光着脚板在荒无人烟、根本无路可走的大山岭上整整走了40里,终于走到大道上时,双脚已经血肉模糊。“路是人走出来的呀。这就是我走出来的路!”他骄傲地写道。

    老人甚至还写到,1938年,他和父亲自行发行起了钞票。他们的第一笔钞票,在县城印好后,就被放进皮箩担子里,由邹洪安一路挑回村里。他们在本村设固定兑换点,在邻村设临时兑换点,用自己的钞票兑换法币,“赚取票子流动过程中的利息”。直到两年后,当局禁止市票流通,他的父亲因此被“关进了笼子里”,还罚款50元。

    这样的私人记忆在网上连载后,很快打动了出版商。一家出版公司迅速与邹家联系,商谈出书事宜。

    事实上,平民百姓著书立传,写底层生活史,邹洪安并非第一例。早在2003年,一个名叫陈文的人便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个人史《吃饭长大》。这是一位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退伍军人,既非官员,也非名人,尽管下海经商多年,“但在广州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花花城市,甚至连‘有钱’都算不上”。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小学作文本、介绍信、病历、工资单等等,连同5万字的书面记述一起,堂而皇之地被正式出版,并被称为“中国人口碑历史的先锋试验版本”。

    在出版了自己的个人历史后,陈文还开始筹备一部军人的口碑历史。他所想要记录的主角,都是一些渺小的、永远无法进入正规军史的退伍兵,“但无数个人的历史集中在一起,就成了民族的历史。”陈文对自己说。

    这样的自觉意识,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村民侯永禄并不具备,但他在64年里记下了200万字的日记。在他过世10个月后,2006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那些“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的日记中挑选出一部分,结成《农民日记》一书。

    这位曾经在大队副支书任上两起两落的农村干部,“非常崇拜毛泽东”。尽管曾经一度有地不能种,天天吃红薯,但在“大包干”政策下达当时,他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迷惘:“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啊?”与侯永禄经历过同样时代的人们说,这部日记记录了今天大部分农村年轻人所不再可能拥有的“关于土地的回忆”。

    “草根写史”还渐渐超越了个人史的范围。湖南常宁一位名叫萧一湘的老人,曾花16年著成洋洋50万言的民间地方史《天堂脚印》。从有迹可察的宋代,至动笔写作的1999年,这部“野史”汇总了常宁1000余年来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有学者称,“这是一部从人们口里抢救出来的口述史。”不过萧一湘自言,其动念只在于“一个人既已懵懵懂懂而来,总不能再懵懵懂懂而去”。他在序言末尾用“并不私人”的笔调写道:“但愿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阳的光辉,则甚幸哉。”

    “这些人都是在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一段历史。”邹振东对此深有感触。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

    往日里,熟读《史记》的邹振东常常会做这样的追问:汉代的家庭怎样用五谷烹制三餐,周转不济时该问谁借贷,生老病死如何操持?但是,“流传至今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应该建构于个体的常态的历史,反而消失不见”。

    “父亲不是英雄,也不是明星,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叙述历史的权利。”这位历史学博士说。因为读博士时受到新史学观的影响,他从不轻视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看来,在表现个体生活状态上,底层与精英同等重要。人们多研究精英历史,很大程度源于精英们可以书写,可以被记录,因此才可被后人追溯,“归根结底,精英有发声的渠道,但平民没有”。

    “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认为宏观历史就是炮灰。”这位长期研究精英史的学者指出,读者对底层历史的追捧不仅仅是因为书中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共鸣。长久以来,两种历史观占据了社会的核心,一种是背后往往带有政治目的的宏大叙述,另一种则是过度以西方为中心,强调一切都在进化的现代性史观。现在,这二者“都在遭受质疑”,因此“草根自传必然会受欢迎”。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则给出了这样的论断。在物权、产权、消费者权益都日渐受到认同的今天,对历史的要求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正在得到社会认同,这是整个社会开放和进步的一个标志”。

    连续10年来,郭于华和她的团队在东北、河北、陕北、四川的四个村落做农民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长年坚持,使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甚至去的次数多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方言跟老乡讲话了”。

    在多数人眼里,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所以团队直到现在都很难找到资金支持。但在收集者看来,农民口述史和平民自传一样,只有通过这些记录,才可以真实地看到一个人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结。

    郭于华和一个陕北农妇聊天时,农妇向她讲述了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以前那个地方的女人不需要下地干活,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孩子、纺线织布、裁衣纳鞋,只有农忙那一阵,女人才会跟着男人下地撒种子。但这个农妇的儿子出生那年,一夕令下,不论男女,全村人都要下地干活了,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得饿死。田在山上,离家特别远,她只好找了根布绳,天一亮就把还没断奶的娃娃拴在炕上,晚上回来,孩子一整天都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屎尿涂得全身都是,这位母亲只有半夜里抹眼泪。而那一整年她都没时间织布,孩子一岁大了才第一次有衣服穿。

    其实也正是那一年,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如果没有农妇那样卑微的生存和琐碎的记忆,“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宏观历史下真实的生活状态”。

    “可是人们一直忽视自己的个体价值。”郭于华感叹。她在搜集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对回忆往事感到不知所措的农民,最常从他们嘴里获得的答案,总是“那不都过去了么,我们农民这点事,有什么可说的”。

    “人为什么不重要?普普通通的村民村妇,不也是和共和国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吗?”郭于华总是这样告诉她的研究对象。很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应该被遗忘,“因为在历史面前,人应该是平等的。”

    郭于华还经常会以各种方式提到孟令骞——著名地主“周扒皮”的曾外孙。今年年初,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孟令骞花5年时间调查采访后写成的家族史《半夜鸡不叫》。在那个耳熟能详的“半夜鸡叫”的故事中,周扒皮是极尽刻薄狠毒虐待长工的大地主,但孟令骞在实地访问中却得知,周扒皮的资产在整个县城要排到2000名开外,划分成分时,他只是被定为“富农”。故事中被周扒皮虐待的高玉宝,“在实际生活中也并没有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孟令骞一直生活在家族的阴影和屈辱中,他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具体的罪恶是什么”,于是才有了从“半夜鸡叫”到“半夜鸡不叫”的另一种历史讲述。

    “知道了这些,人们还会认为历史只是学者们的事吗?”郭于华反问。

    不过,在国内对于这种相对草根的底层生活史的研究,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即使是田野调查中极为重要的口述史,也“往往只是作为对社会学的一种补充材料出现”。杨念群指出,这是当前的史学空白。如何在个体叙述之上,“找到一个公共平台,现在看来还很难。”

    然而从某种角度看,当个人的私密体验可以作为自传在网上流传时,一个人的回忆就得以从“私”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不能要求这种表述完全真实,”郭于华说,“但不同角度、不同面向的叙述,就让历史出现了多声部的可能。”

    无疑,互联网有助于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正如郭于华所认为,“是网络开创了关于草根历史的新时代。”

    尽管邹洪安毫不熟悉网络,但他80年的人生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被人们阅读。有时,他写下的那些遥远年代的故事,让如今的年轻人感到大为惊讶,他们会惊呼“被雷倒了”。

    像“雷”这样的网上用语,这位老人是看不懂的,正如他也不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将“东西”称为“东东”。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晚年,经由网络,加入到另一个声部的历史合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