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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我的父亲(下)

    父亲、姐姐都出去工作了,平时家里就妈妈、妹妹,和我三人相依为命。那时爸爸拿55元钱一月,每月寄25—30元回家给我们做生活费。虽说住在乡下,但样样都要买,经济条件还是比较拮据的。妈妈种了几畦菜地,最大的困难就是没人做诸如挑水、挑粪浇菜、砍柴等一类的重事了。有时候到了星期天,姜叔叔回来帮我们做一些挑水、劈柴之类的事——姜叔叔回泰州不久,又来我们家了,因为他不放心我们一家子,他早已把我父亲看作是亲兄弟了,决心跟随他一生。因姜叔叔文化不高,父亲便托人将他安置在我们当地的一所小学做工友,并且在当地安了家。

    1952年,姐姐结婚了。姐夫是四合乡人,在当地乡政府工作。我记得姐姐结婚时,张乐平伯伯还来送过礼的——那时他已到上海了。父亲、姐姐都是在放假了才回来。那是我们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别人家都是严父慈母,我们家却是严母慈父。妈妈就是因为在武汉时两个哥哥夭折后,受刺激太大,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稍不如意就骂人打人。父亲也就因为这件事觉得内疚,对不起妈妈,所以对她一直是迁就,甚至是百依百顺。无论妈妈发再大的脾气,他都是忍着,从不发火。那时我和妹妹都还小,免不了有时不听话,姐妹俩常常拌拌嘴什么的。妈妈不问青红皂白,逮到我们就是一顿打。每当这时,爸爸总是上前护着我们,好言相劝妈妈。我记得有一次妈妈打过我之后,父亲和姐姐谈心说:“唯一(姐姐的名字),好好劝劝你妈妈,汉生、淮生还小,并且都很懂事,叫妈妈今后别再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们了,要和他们讲道理,你是大女儿,你妈妈听你的”。那时不懂事,我和妹妹一开学就希望放假。因为一放假爸爸、姐姐就会回来,会给我们带好多好吃的东西、书和学习用品,姐姐会把我和妹妹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村上的小伙伴都会到我家来玩,都会方大伯长、方大伯短地叫爸爸,爸爸便会吩咐我把水果糖分给大家吃。

    假期里,爸爸辅导我们学习画画、唱歌、跳舞、练书法、背唐诗、吹口琴、拉二胡等,每天下午带我和妹妹到大河里去游泳。他说:“游泳不光是使全身运动,最主要的是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和毅力!”之所以我们姐妹三人长大后都很能干,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在当地提起我们方家三姐妹,人人都翘大拇指!这与父亲从小就对我们进行坚强意志和独立能力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爸爸是个非常细心而有耐心的人。每年暑假,爸爸都要把他的“宝贝”——他收藏的名人字画及有价值的书籍,搬出来晒,晒过后用“六六粉”洒在上面,再包起来,怕虫子蛀了。我和妹妹都会帮着爸爸忙好几天。我记得每年都有人到家里来,要买他的字画,无论人家出多少钱他都婉言谢绝,因为他嗜这些画如命!这些价值连城的字画(有唐寅、祝枝山、文征明、郑板桥等人的真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时,被红卫兵一把火化为灰烬!

    爸爸的书法和国画,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气的。每年春节,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要来求他的墨宝。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家天天是高朋满座。有来看他写字的,有来求春联的。每年的对联纸都是爸爸自己买,写好后送给大家的,他说每年就这一次嘛!我都会跟在爸爸后面忙好几天,帮他裁纸、叠纸、拉着纸让他写。就这样看多了,接触多了,潜默移化,在爸爸的熏陶下,我也酷爱字画。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家的春联爸爸非得让我写,以此来锻炼我的胆量,提高我的写字能力。从那时起,就有人说我的字,以后会像爸爸的字,刚劲有力,根本不像女孩写的——至今仍然还是有人说我的字不像女人的字。

    这样幸福、快乐的日子过了两三年,转眼到了1955年,政府连续开展了“三反”、“五反”及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像父亲这样在国民党里干过事的人,不用说每次运动都首当其冲是挨整的对象。“反贪污、反浪费”这两反,父亲心里是清净的。因为父亲在学校是搞行政和教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不和金钱打交道,再加上父亲为人一贯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从不占公家的便宜。因此,他心中坦然。“反官僚主义”这个问题,父亲对自己的历史问题从来就没有隐瞒过,参加工作的时候就交待得清清楚楚。在这次“三反”、“五反”及“肃反”运动中,父亲虽被整、被批、被斗,但都以“认罪态度”较好,免予处分而幸免过关。这之后,父亲非常感谢党的英明政策,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工作更加卖力,更加认真负责,处事更加谨小慎微,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他所管辖的郎溪县定埠中心小学,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多次受到教育局嘉奖!

    转眼间到了1956年,暑假是我和妹妹期盼的日子。那时姐姐已有两个孩子,并从离家30公里的柏垫小学调回离家很近的杨滩小学(即我的母校)了。姐姐没有婆婆,因此,把两个外甥(一男一女)都送回来给妈妈带了。每逢过年过节,姐姐、姐夫他们都是回家来的。姐夫为人很好,对父母很尊敬,对我和妹妹像亲兄妹一样,我们没有兄长,把姐夫就叫哥哥,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是我们的亲哥哥呢!那年暑假,爸爸回来很开心, 我记得他对姐姐说:“惟一,现在好了,你能调回杨滩,我太高兴了!今后能对妈妈、妹妹有所照顾了,我很感谢你!这样我在外面就放心了,我可以安心地搞创作了!”——我知道那时爸爸经常写文章, 我还记得他的笔名叫“以韬”。 
    那年暑假,家里又多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外甥,热闹极了。爸爸一天到晚乐呵呵地带着我们四个人玩,他风趣地说,他是儿童团长!还说我们家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一家!

    转眼又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又开始了。像父亲这样的人,又是“在劫难逃”了!那年暑假,爸爸没有回来,因为教师要集中学习。至于父亲是怎样被整、被批、被斗,我没亲眼见到,但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广德县教师“反右斗争”的全过程。那一年我11岁,读五年级,姐姐到城里学习,我随她一起到城里去带小外甥。那时,我姐夫已在县粮食局工作,我们住在他那里。我每天上午、下午都要背着外甥到姐姐学习的城关一小去喂奶。开始,我天天看到老师们在教室里写自我交待材料,再后来就是互相检举、揭发、批判,再后来就是满教室、满走廊、整个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等,上面写的、画的都是打到牛鬼蛇神xxx、打到美女蛇xxx、成天听到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xxx必须低头认罪,回头是岸”!最后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就挂牌批斗、游街示众等情景。暑假结束后,一大批老知识分子统统成了“牛鬼蛇神”、“阶级敌人”!我的母校——杨滩中心小学,本来是县里的样板学校,有20多个知识渊博的老教师。这次运动后,除我姐姐和另外两位女教师幸免外,统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三叔因在读书时加入了“三青团”,也被打成“右派”(后来在劳教队生病,保外就医回家不久就死了)。姜叔叔由于跟随我父亲那么多年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监督劳动——他还算命大没死,后来平反补发了工资,1998年病逝。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至今历历在目!

    再讲到我父亲,我和姐姐从城里回来后,就听说爸爸的事了,他虽没有反动言行,历史问题也交代得很清楚,但最终还是因为有历史问题,无线上纲被定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暂时留校监督劳动(做清洁工和喂猪),等待再处理。一年以后,也就是1958年暑假,由于父亲一贯为人忠厚老实,认罪态度较好,校领导特赦免他回家一趟——本该是押送回家的,校领导相信他,就让他自己回来的,我们全家至今还非常感谢那位领导。爸爸这次回家时,好像老了许多,头发也花白了,失去了往日的欢笑,也没有像往年回来时那样买这、买那的了——因为他已被停发了工资,每月只给很少的一点生活费。爸爸成天不语,有时见他和妈妈、姐姐窃窃私语,也见到妈妈、姐姐暗暗流泪。那时我和妹妹还是不大懂事,成天只晓得带外甥玩,就不知道去问问爸爸、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大后为这件事我一直很后悔)?爸爸的假期很快就到了,我记得临行前的那天晚上,妈妈为爸爸准备第二天路上吃的东西,煮五香蛋等。妈妈在灶上忙,爸爸在灶下给妈妈添柴加火,叫我和妹妹带外甥去睡觉了。后来才知道那一夜爸爸、妈妈都没睡,他们俩人相偎坐着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吃饭后,我和妹妹要上学去,爸爸也准备走了,摸着我和妹妹的头对我们说:“汉汉、淮淮,你们快上学去吧!马上要迟到了!要好好学习,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家要听妈妈、姐姐的话,将来一定要考大学,做个有用的人才!”这语重心长的话语已过去50年了,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外甥女那时有5岁了,她见家公和我们讲话,也凑上来问家公:“家公老头(她喜欢在家公后面加上老头的称呼),你再什么时候回来呀”?这时爸爸的泪水潸然而下,把我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和爸爸一别,竟然是诀别了!爸爸从那次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后来听说,爸爸到学校后不久,就被押送到歙县石灰窑场劳动教养去了。再后来,我听姐姐说过,爸爸来过几次明信片,信上只能讲几句简单的话——听姐姐说,每次父亲都是叫给他寄一些吃的和日用品去。

    父亲送去劳教的时候,正是我国(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即所谓“闹粮食关”)与“大跃进”的年代,举国上下大饥荒,父亲有时来信(明信片),要家里给他寄些吃的——我们知道爸爸,他是万不得已才向家里要东西的!因为他在那里要干重体力活,他本人个子大、饭量也大,吃不饱是无法干活的。那时候每人的口粮都只有很少的定量,可妈妈还是从我们的口粮中一点一点地节省下来,攒点米了,就炒熟磨成粉子给他寄去。姐夫在粮食局工作,有时发点副食品什么的,也拿回来叫姐姐给爸爸寄去。

    在这里我要补充的是: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姐夫,是他的正直善良和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及良好的道德品质,不嫌弃我们这个反动家庭,一直和姐姐携手帮我们度过一次次的难关。那时正要提拔他为局长,组织上要他当机立断,和我们这个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姐夫宁可不当这个官,也绝不离开我们家。如果不是姐姐、姐夫一直坚持照顾我们母女三人(妈妈、妹妹和我),我们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尽管家里这么接济父亲,还是没救活他的命,他在那恶劣的环境中吃不饱,每天还要上山挖石头烧石灰。久而久之,终于撑不住,饿死在了工地上……记得那是在1960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姜叔叔——那时他已“戴帽”在我们学校监督劳动(烧饭),突然来到我们家质问姐姐:你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姐姐这时才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们: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农场就退回我们的信件,上面注明:“此人死亡”!可姐姐一直瞒着不敢对妈妈和我们讲,如果不是姜叔叔来,姐姐还不知要瞒到什么时候呢!之后,我们全家抱在一起,嚎淘大哭了一场!

    我们家离歙县有100多公里,那时广德到歙县还不通车。妈妈是个小脚,我和妹妹幼小,姐夫、姐姐为了能保住自己的饭碗,姜叔叔监督劳动,没有人到劳教队去一趟。再说已经死去好几个月了,又到哪儿去找呢?就这样,父亲至今尸骨在哪儿都不知道啊!几年以后,听从劳教队回来的雷天健老师(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送在那儿劳教的)说,爸爸是饿死在山上工地上的。那时,死个人还不如死条狗(80%的人都死了)。爸爸死后,没人为他收尸,就这样在山上挖了个坑,盖上土埋掉了……爸爸去世那年才4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虽说离开我们已快50年了,但无论什么时候想起他老人家,就揪心地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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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的父亲(下)相关的评论

    淡淡的过着
    大姨的自传很感人,看了您写的外公,伤心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2015-01-01
    淡淡的过着
    dayid
    201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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