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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贫寒中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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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日,我们结婚了。他叫董修宗,那年他27岁,比我大6岁。他家住宁国河力溪,在宁国精制茶厂工作,家有父母。父亲在县五交化工作,弟弟参军去了,家庭条件一般。

    结婚后,我就在城关三小学任民办教师。在没结婚之前,他就找人联系好了学校。我们家就住在城关三小对面巷内,上班只需过条马路,走2—3分钟就到了。刚到这所学校,一切都是陌生的,教书对我来说尽管是轻车熟路,但像这样有40—50个教师的城关学校,我还从没去过呢!不过,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一切,和同事们也相处得很好。有很多教师都是爱人的同学和朋友,所以工作起来也很得心应手。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吹拉弹唱样样会,是县里业余文工团的骨干演员,在厂里也是技术能手。厂里的技术革新,都是他自己绘图、自己设计,更换设备什么的,也是由他负责采购,负责安装,很受领导赏识,在县里是很有名气的。在家里也是个孝顺儿子,对父母百依百顺。结婚后,对我不用说是恩爱有加。我记得,我有一次问过他:“你这么能干,这么优秀,条件也可以,城里女孩那么多,为什么不找?偏偏跑到农村去找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呢?”他说:“成份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是历史问题,是没有办法可挽回的。我早就听姐姐、姐夫他们讲过你和你们家庭了,你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好姑娘,我发誓今生非你不娶!请放心,你的一切我都会包容,我会爱你一辈子!”像我这个心灵受过创伤的人,能听到这么感人至深的话,当时就高兴得流出了泪水!我庆幸自己找到了终身可以信赖的好丈夫!

    那时,我们的生活真是富有诗意,我们每天各自上班,回到家里,我们促膝谈心、下象棋、或去影剧院看电影,有时候他弹琴、拉二胡,我唱歌,他经常风趣地引用《天涯歌女》里面的这句话来说:“来,小妹妹唱歌郎奏琴”,我就高兴地唱几首。左右邻居都羡慕我们,说我俩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一年以后,我们有了儿子,一家人都喜出望外。有了孩子,家里增加了热闹气氛,同时也给他增添了工作热情。1967年,他在厂里搞技术革新,发明了《远红外线静电检杆机》,在安徽省得到科技奖,为茶厂节约了几十万元资金,受到县里的嘉奖!

    1969年,儿子2岁时,我们又有了女儿。一家人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一儿一女一枝花,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们的生活是很幸福,但也没忘记妈妈、姐姐他们和家里的侄儿侄女。宁国离杨滩只有20公里,我们经常回家去看看,骑自行车只需半个小时,坐公交车那时只要0.5元钱,有时回去吃顿饭,有时间就住上几天,假期里我会带着孩子回去住上一段时间。只要我回去了,他每个星期都会去帮家里做这做那的,很讨妈妈、姐姐喜欢。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会朝着歙县的方向给爸爸插上清明吊子、烧些纸钱给他老人家。

    生活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工作和户口一直是我的心病。我们家是1958年注销城镇户口后,转为农村户口的。我当时是农村户口迁到宁国来的,是婆婆找人安在蔬菜队,也是吃商品粮,后来两个孩子的户口也安在蔬菜队了——那时孩子户口随母亲走的。我时常为这两桩事发愁,他总是安慰我说:“民办教师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教育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你的工作不比别人差,你过得也不比别人差。户口也没什么关系,蔬菜队也是吃商品粮,怕什么,孩子还小,你知道以后是什么政策?”他总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对我和孩子似乎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在他的呵护下,我们就这样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孩子渐渐地长大,都陆续地上学了。每到寒暑假,他就会利用出差的机会带着我们出去旅游,我们周边的几座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等地都玩过了。他的审美观特别强,特会买衣物,无论出远门或是近地,每次回来都有我的衣物。同事们看见我穿着好看,都来叫他帮忙买,每次出差回来都是帮别人带的东西,大包小包的,他从不厌烦。同事们都羡慕我,说我太幸福了,怎么找到这么好的丈夫!我也会开玩笑地说:“我可没找他,是他找我的哟!”

    他不仅在生活上情趣高,而且对我的一切爱好也是非常支持的。我喜欢看书,他知道我的爱好,有就买,没有,他会不厌其烦地到文化馆去帮我借。我喜欢写字,笔墨纸砚都是他买回来的。我喜欢唱歌,他只要看到好的歌本都会买回来。我喜欢听中国民乐、古典音乐——二胡、古筝独奏曲等。那时候只有磁带,家里他不知道买了多少盘。我喜欢打毛衣,各类编织方面的书,他只要看见款式新颖的肯定会买的。有了孩子后,我对童装非常感兴趣,那时工资低,到童装店根本买不起。我想买缝纫机自己学着做,他支持我买了缝纫机。开始什么都不会,他就帮我买来裁剪书,又从上海城隍庙买回许多的纸样,我就照着上面裁、学着做。我的好学精神特别强,悟性也高。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并掌握了缝纫的全部技能。缝纫机只要有毛病,他会不厌其烦地帮你修好。我做的衣服孩子穿出去,都说是上海童装店买的呢!后来什么衣服都会做了,不但做自己的,还帮亲戚朋友做,不收一分钱的。他看到我白天上班,晚上在家帮别人做衣服忙个不停,又心痛我,说不该让我买缝纫机的。记得有一天,看到他朋友的男孩,穿着一件两面都能穿的夹克衫(在上海买的),式样很好看。我就将衣服借来,马上到百货公司去买来布,回家就照着样子裁,当晚就做好了。第二天儿子穿着上学去,他去还朋友儿子的衣服,朋友问:“怎么这么快就做好了?”他就风趣地说:“是啊!做好了,我家有个七仙女嘛!”

    70年代,还是计划经济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况且有些物资紧俏得很,老百姓是根本买不到的。再说像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根本也买不起价格贵的商品。可他多才多艺、聪明绝顶,样样东西都是他自己动手做,真正做到少花钱多办事。那时候市场上还没有电扇卖,他就到旧货店里去,买来个旧的电吹风和汽车上的雨刮器,只花了几元钱,然后利用吹风上的小电机做了个台式的小电扇,用雨刮器上的电机做了个落地电扇,做成功后,式样非常精美;家里的落地灯也是他做的;我和他都喜欢文艺,爱听音乐、爱唱歌,那时家里只有一个小的收录机,他自己去买零件,只花了几十元钱,做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红灯带音响的喇叭箱,音质很好、共鸣音很强,没事时我们就插上麦克风唱起来。哎呀!那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真是开心极啦!

    他还很有超前意识。70年代我们宁国山城,公家、私人都还没有电视机,他就买了零件回来自己装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1976年毛主席逝世,很多人都到我家来看电视。他还利用家里的旧木料、到废旧收购站买来废棕、汽车内胎做了很漂亮的三人沙发和一对单人沙发。家里的东西基本上置齐了,他又觉得房子不够漂亮——我们家没有房子,是租住房管会的平房。想布置一下吧,请匠人又没那么多的钱。我们就利用休息的时间,请几个同事帮忙,自己到大河里去拉鹅卵石、沙子,然后买来水泥,自己动手做地面,把家里粉刷一新,搞得像新房一样。我也挺会过日子的,从不乱花一分钱,甚至一分钱当两分钱用。我们把小家布置得简洁、大方,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让人一看就有一种舒服感。周围的邻居和同事们来家玩,都羡慕我们,都夸我俩能干,把家整理得这么好!

    我们结婚15年,从没吵过架,也没拌过嘴。他对我是百依百顺,有时连他的父母都有些嫉妒。他的同事经常笑他是“妻管严”,他都是付之一笑。不认识我的人会猜疑我可能是“母夜叉”之类的人,但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理的人。我从不过问他厂里的事,我知道男子汉自尊心最强,特别是在人前人后,我必定会给他的面子,他的同事都奇怪:“这么宽容、通情达理的妻子,你为什么要怕她呢?”他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我不是怕她,我是太爱她了!她从小受的苦和经受的磨难太多了。她能文能武,把我的家经营得这么好,我是前世修了八辈子才娶到她的,这么好的女人值得我去爱她,宠她!”人生在世,能拥有这样的爱情,怎么不让人欣羡呢!

    转眼到了1980年,国家有政策规定:民办教师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予以转正,每个县有30个名额。我们得此消息也无比的高兴!我知道自己没有学历,文化功底差(我都是自学的)。于是,我就回家把我的妈妈接来,帮忙搞家务——小叔子退伍后,我们和公婆已分开过了。我专心致志地复习,准备考试 。

    那几年,我爱人他们厂里效益特别好,盖了几栋新厂房,又买了一台24寸的大彩电,那时我们县里连电视台这个机构都没有,他们厂是我们宁国县第一个买彩电的。由于是山区,没有转播台(无信号)收不到电视,他们就自己竖起40米高的铁架天线,结果收视效果很好。有电视看了,厂里的工人们个个都开心,都说是董师傅给大家带来的福气!那时他特别忙,厂里盖了几栋厂房,要安装机械设备,他经常出差搞采购。1980年10月8日,他和厂里另外一个技术员(朱良寿)两人出差到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就预定了16号的返程票的。11号晚,他给我上海的朋友送东西去(在家买的土特产),在那儿碰到我们宁国的驾驶员孔德虎也在那儿玩。小孔叫我丈夫他们跟着他的车回去,可以帮他们把机械设备带回去的。但我丈夫说,他们已经买了回去的票了。小孔叫他们去退掉。他们想事情办得已差不多了,买的机械设备跟便车回去要方便些,免得去托运了。于是我丈夫和朱良寿两人就决定去把票退了。就这样,12号夜里,他们就随同小孔的车回到了宁国。

    回来后在家休息了两天,他们厂长(杜和义)就到家里来对他讲,竖的天线太高,刮风两边摇晃,万一倒下来砸倒厂房、伤到人怎么办?他们商量要降下10米。他上班后,就安排好16号降天线的工作。那天他上班,中午还回家来吃午饭的,休息到一点钟就准备去上班了。我中午一直在看书,他走到我面前说:“我走了!”我抬起头向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然后用嘴唇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他有这个习惯,每次出门或进门都喜欢和我做个亲昵的动作的。万万没想到,他说的“我走了!”竟然是对我说的永诀的话呀!他对我的轻轻一吻也是和我作的永别的一吻啊!

    下午四点多钟,我还在教室给学生上最后一堂课,茶厂的车子开到我教室门口,下来两个都是我的好友,一个是厂里的出纳辛淑群,另一个是电工郝占强的老婆。当时我很奇怪,他们说叫我到医院去一下,我马上就哭起来,知道是董修宗出事了,但没想到他会死去。车子路过医院时又没进去,照直往厂里开,我更是知道不好了!顿时我就晕过去了,醒过来又休克过去,都无济于事,直到后来清醒后,他们告诉我:“他们在降最后一节天线时,扒杆(杉树)断了,他和朱良寿两人从上面摔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天啦!两个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就这样断送了性命!真惨啊!厂里设了两个灵堂,那几天,老天下着瓢泼大雨,下得睁不开眼,大家都说是老天爷也在为这两个人流泪啊!

    他是我家的顶梁柱,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才41岁呀!正是年富力强,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该怎么办啊!他倆的死轰动了整个宁国山城,无人不为他们的死而惋惜!无人不为我们的家庭而惋惜!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我对着他的遗像哭诉:“修宗啊!你这么爱我,这么疼我,为什么不陪我到老呢?你上有七八十岁的父母,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你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哟!”我哭着,叫着,跪着对苍天说:“老天爷呀!你对我怎么这么不公道啊!命运之神,你为什么对我也是如此的残酷呢?!人世间最悲惨的事为什么总是偏偏让我遇上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恨妈妈不该生下我,不该让我到人间来承受这么多的罪孽,我几乎被这个沉重的打击给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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