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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我从绝望中站起来




    psu(55)那几天我人事不知,不知道怎样将他送上山的,也不知道怎样回到家里的。没经过生离死别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悲痛欲绝的,更不知道撕心裂肺的滋味的;我整天不吃不喝,哭着,喊着,要跟他一起去了,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可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家人,看到我这个样子都心痛不已,都来劝我:“你不能这样了,修宗已经走了,你再这样下去,两个孩子谁来管?你这个家怎么办?”特别是婆婆她老人家,失去爱子已经是痛断肝肠了,哭过后又安慰我这个苦命媳妇。还有教师朋友蔡晓蓉,她丈夫是我们宁国县劳动局局长,不久前刚病逝,也来安慰我,她说:“董修宗已经走了,你再哭、再喊,他也回不来了,你必须向我学习,振作起来!还有许多的善后事情和问题,必须要你自己来解决的!”妈妈、姐姐、哥哥及所有的人都这样劝我,安慰我,叫我向蔡老师学习!

    在这里,我要插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现在只要想起来,我就会气得浑身发颤:董修宗是16号死的,18号将他送上山后,我们才回家,我已经是几天没吃没喝,几乎是奄奄一息了。18号的晚上,教育局长项凯、镇教干俞艾月、我们学校校长童有元都到我家来看我。他们那是来看我呀,是来通知我明天去参加民师考试的,给我送准考证来的。他们做我的工作,说只要我进考场去参加考试,转正时他们就好讲话些,家里人也帮忙劝我去参加考试。没办法,为了转正,我只好含悲忍泪了。19号早上,我们学校校长童有元、镇教干俞艾月及我的好友唐大新、王先凤夫妇俩用自行车把我推着去(那几天我没吃没喝,路就走不稳了)参加考试。他们怕我进考场后晕倒,我的好友王先凤是县医院护士,把点滴带到考场外面守候。我记得那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中午就在考场走廊上帮我吊水的。

    进考场后我心如刀割,执笔之前我泪如泉涌,我这双颤抖的手不知如何下笔,更不知从何写起,泪水湿透了整个试卷。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用理智来战胜感情,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进了考场就要考好。我奋笔疾书,终于把这一天挺过来了。万万没想到老天爷也作弄我,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其结果考了个第31名,比那个30名少0.1分。教育局局长项凯做那个第30名的工作,叫她让我,天啦!那个时候民师转正比考状元、登天还难,是百年未遇的机会,谁不想转正呢?谁肯让你呢?他们在做我工作的时候说得好听,只要我进考场参加考试了,他们就好讲话,结果我去考了,可他们的话又不算数了。教师转正的事就此搁浅了。

    当时董修宗的死是轰动了整个宁国山城,县委、组织部、财政局、供销社、劳动局、公安局等部门都非常重视,最后县委出面组织这几个部门坐下来解决我的问题。教育局那边由于是省里分配的名额,没有活动余地,那就在供销系统自然减员的名额中由劳动局来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公安局解决我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问题(农转非)。就这样,在我自己的努力(我当时连路都走不动,可每天还支撑着身躯去找有关领导)和县委的重视下终于解决了。至今我还十分感谢当时的县委书记方达林,是他有相当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以他的仗义执言才解决了我母子的问题的。劳动局这边解决了我的工作后,教育局那边又来叫我回学校去教书。那时候人事局和劳动局已协商好了,只要我愿意回教师队伍是可以的。我很任性,我认为我在那种悲痛的日子里参加了考试,只是0.1分之差,教育局把我拒之门外,现在这边搞好了,我宁死也不回去了。由于我不愿意回去,就将我分配在当时供销系统经济效益最好的单位——土产公司任出纳。万万没想到,我这一任性的决定,竟然铸成了一个终身大错!第一,我失去了理想的工作;第二,使得我的退休金比教师少了多少倍啊!唉!后悔晚也!所以我很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名言!

    董修宗的死,对我们全家的打击太大,我们成天沉浸在悲痛之中。婆婆本来就身体不好,有气喘病,再加上失去爱子,更是痛断肝肠,就这样一病不起了!在修宗走后的第三个月,也正好是那天,婆婆也随着他儿子去了!我拖着病体,含着悲痛将婆婆送上了山。100天不到,家里死了两个人,没有人不为我们家伤心和流泪的,都说我们家太悲惨了!这三个月来,我的身体本来就是极度虚弱的。婆婆这一死,更加使我悲痛欲绝,雪上加霜了,我终于倒床爬不起来了!单位看到我们孤儿寡母实在可怜,就让我在家休息了一年,于第二年——1981年10月正式到土产公司上班。

    我带着沉痛的心情,去土产公司上班了。我知道我的工作来之不易,是董修宗用生命给我换来的,我得倍加珍惜!原来做教师的,改行到企业来搞财务,又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我从财务基础知识学起,除自己看理论书籍之外,我还报考了《北京商学院》会计系宁国点函授班,通过认真学习考试后,终于拿到了北京商学院的毕业证书;工作实践中不耻下问,虚心地向老同事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财务的基本知识,工作也得应顺手了。至今我还十分感谢当时的工作搭档——王学玲,她传授了很多财务知识给我。

    我上班后,妈妈就回广德去了。她年纪大了,身体也有病,况且在我这里,我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那时候,姐姐也调到广德县城关四小去了。家里人多,对妈妈也有所照顾。在这里补充一件事:1978年纠正冤假错案时,父亲右派改正了,落实政策恢复了妈妈的城镇户口,郎溪教委每月还给妈妈生活费,总算还父亲一个清白,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算得到一些安慰了。

    就这样,我既做爹来又当娘,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了。白天孩子上学,我上班;晚上辅导孩子学习后,他们睡觉了,我就开始写日记,我每天都是坐在他的遗像下写。我哭着写着,写着哭着,向他诉说他离开我之后,我痛断肝肠的心情,以及我带着孩子的艰难生活。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写了整整三年。他在的时候,都是他疼爱我的时候多,实指望等到老了后,我来照顾他的。没想到他这么早就离开我了,为了减轻我心中的内疚,为了寄托我的哀思,我在他的遗像下,每日清晨端水给他洗脸,一日三餐为他送饭,并且每餐我都是端着饭坐在他的遗像下吃的。我总觉得他是出差去了,还会回来的!他死后的那三年,我就是靠这种信念撑着活下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度日如年的日子,我依旧会泪流满面的啊!那时我35岁,儿子14岁,女儿12岁,孩子小不懂事,一玩起来什么都不知道。家里里里外外,包罗万象的事都是我一人承担,尤其是重体力活没人干。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河力溪这边,离城里有2—3公里,燃料公司在城里,买煤都得到城里去买,那时候没有送货上门的。河力溪到城里要翻过很长很陡的一个坡,那个坡叫“巫山岭”,文革期间改叫“英雄岭”。去买煤都是利用星期天,我清早就拖着板车把两个孩子带到煤场,把票开好——那时候买煤人很多,一般都是从早上到下午很晚才能买到的。然后叫两个孩子在那排队,我赶回家做事,估计差不多能买到时,我又赶到煤场去拖。翻过英雄岭时,我在前面拖,两个孩子在后面推,有时爬上去又滑下来,偶尔能碰到好心人,看到我们母子可怜,也会前来帮忙推一把,但不是每次都能碰上啊!每次买煤回家后,我就会大哭一场的。

    那时候我们家住的是房管会的房子,冬天下大雪把椽子压塌了,雪化了后水直往屋里流,去找房管会来修,答复的是工人都在外面,等有时间再去你家。人家说的也没错,没有工人在家怎么办?房子漏,那能等呢,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爬到屋顶去修。像这样需要男人做的事经常是我自己做,从未叫别人帮过忙。

    在公司上班,每天都要到银行去办理业务。汇款、转账、提现金……银行也在城里,那时候公司根本没有小车,我也不会骑自行车,步行走得快来回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候有同事送我,我想这也不是回事,不是一天两天,天天如此怎么办?再说,我又是个单身女人,天天有个男人用车把我带来带去,我又怕别人说闲话。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所以我在生活上很检点,这方面我很注意。我下决心学自行车,别人会的,我一定要会!我从小就有这样的志向:凡是女人会的,我都要会,女人不会的,我也要会!我每天晚上把自行车推到学校操场上去学,没人扶,我先学滑车,跌倒爬起来,爬起来跌倒,为学车,我的两只手臂都摔成骨折过的,至今天阴还隐隐作痛呢!经过我的努力,终于把自行车学会了!

    1984年,公司大楼和职工宿舍楼做好了。公司搬到城里,我也分到了一套住房。在这里我要感谢土产公司的两位经理——陈谓池和吴本爱,是他们照顾我才能分到新房的。那时候房子少,职工多,只有按工龄来分,当时规定要十年以上工龄才能分到房子,我才到公司三年,是两位经理在职工大会上公开讲明,我的情况特殊,照顾一套,希望全体员工不要有意见!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那时我家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只拿34.50元一月,两个孩子茶厂每月给36元生活费——那时候还没有颁布赔偿法,董修宗死了什么都没有,就是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抚养到他们参加工作时为止。平时我都是省吃俭用,样样都计划着过,小菜我都是选便宜的买。两个孩子的衣服,我都是用我和他爸爸的旧衣服来改制,旧的衣服经我手一改,式样非常新颖,别具一格,服装店里都买不到的,既省钱又好看,很多同事都来找我帮忙改了。毛衣也是这样,旧的、乱的我舍不得扔掉,几股拼起来编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花,孩子穿出去都讲好看!过年过节我也会给他兄妹俩做件新衣服,但我都是买次零布。我对面住的章维德是百货公司卖布的,次零布价廉物美。董修宗死后,他一家人对我们娘仨跟亲人一样,他也是我今生不会忘记的人!

    生活上我们比较俭朴,但对孩子的学习方面,我从来没怠慢过。只要他们讲学校要买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我都会想方设法为他们办到,尽量满足他们。我从不让他们认为没有爸爸了,各方面过得有比别人差的感觉。说真的,自他爸爸走后,我一直是尽量苦自己。那几年,单位也很照顾我,从不安排我出差,我自己连娘家也不回,从不让两个孩子受半点委屈。我总觉得他们没有爸爸可怜,我这个做妈的尽量多给点爱,来弥补他爸爸的爱!

    董修宗走的那年,两个孩子刚上初中。女儿初一,儿子初二。由于我没心思来辅导和督促他们,可他们自己也不自觉,两个孩子的英语成绩都不好,所以初中毕业后,都没考取重点高中。儿子考取职高、女儿考取技校。两个孩子没能考上重点高中,没能上大学,这是我今生的遗憾!也是我教育子女方面的失败!更是我对不起董修宗的一件事!

    1985年,儿子职高毕业招工在县农药厂。1987年,女儿技校毕业分配在地区煤矿。两个孩子都有了工作,我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相应的减轻了。那时别人家都买彩电了,我们家还是看董修宗自己装的那台小黑白电视机,很想买一台,可没有钱。我打听到民政局每年要请人加工做救济贫困户的棉衣,我就找朋友挖来300套棉衣帮助加工。我一个人肯定做不过来,我就把我的同学和同事叫来几个帮忙。没有场地,我把房间的床拆掉,摆上几台缝纫机,一个小型的服装加工厂就成立了。我们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加工棉衣。一个多月的时间,300套棉衣按期完成。我挣了1800元!凑着买了一台“如意”牌的彩电,两个孩子别说有多高兴啊!同学和同事挣到了钱,也很感谢我,拿到钱后我们几个高兴的不得了,还到饭店去吃了一餐呢!

    平常过日子,我也是精打细算。那时候虽说工资也加了一些,但我从不浪费一分钱。一度电、一滴水我都是算着用。因为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要慢慢地为他们成家做准备了。俗话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平常两个孩子不在家,我一个人都是随便搞点什么吃吃,只要不饿就行了。只有来客人和孩子们回家,我们才加餐,吃得丰盛点。80年代是计划经济的时候,什么都是凭票。比如:棉花也要凭票——是归土产公司发,凭票的要便宜些。每到年底快要过期的时候,也还有人不买的。我就将票要过来,买回放在那里,就这样积少成多,几年攒下来,我就把两个孩子结婚用的棉絮,没花多少钱,全准备好了,被里被面我也都是托百货公司的朋友,帮忙买的价廉物美的物品。那些年,我就像燕子衔泥做窝一样,一点一点地为他们兄妹俩慢慢地准备好了结婚的用品。

    1990年,我妈妈生病了。姐姐给我来电话说,妈妈病很重,妈妈天天念叨我,想我回去陪陪她。说实在的,我觉得有愧!自董修宗死后,我总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很少回娘家陪妈妈。我记得那是元旦节,月底我把公司的帐做好后,就向领导请好假,准备回家住上一段时间,好好陪陪妈妈。我是元旦下午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和妈妈俩睡,还谈了很长时间的家常,她告诉我说想回老家(杨滩茅山)去一趟。我对她说,等你病好些了,我一定陪你去!她高兴地点了点头,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帮她梳头,洗脸。姐姐买的馄饨,我还喂她吃了一些,她吃了后就睡着了。我一直就坐在她床边看书,不到半个小时,就听见妈妈喉咙里呼痰,马上就喊姐姐来,我和姐姐俩喊着喊着,妈妈就断气了……妈妈就这样走了,终年81岁。我们姐妹三人悲痛欲绝,伤心地大哭起来。这时姐夫劝我们别哭了。其实姐夫那时也在住院,是从医院赶回来的,坐下来好好商量妈妈的后事,最后姐夫拍板:“把妈妈送回老家安葬!”送回老家是妈妈的心愿啊!妈妈的棺木早就做好,放在老家,她老人家就想百年归天后,葬在乡下的。姐夫安排我们在家处理妈妈的一切,他先到老家去作安排,并交代我们不要惊动别人。因那时国家已颁布政策实行火化了,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违反政策要受党纪处分的。姐夫为了尊重妈妈和我们的意愿,不顾自己是共产党员,竟然作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我们至今还十分感谢姐夫的这一决定。由于想送妈妈去乡下土葬,我们含悲忍泪不敢大声哭泣,也不敢惊动别人,帮妈妈洗澡擦身、穿衣都是我亲自为她做的。妈妈的老衣、被子、鞋帽我们三姐妹几年前都准备好了的,是自己的妈妈,为她做这些事,一点也不害怕。我们陆续通知孩子们回来,特别是姐姐的五个孩子,都是外婆亲手带大的,对外婆的感情特别深,都悲痛万份!当晚我们老少四代人,三部灵车——我两个侄女婿和我儿子都是开车的,将妈妈送回老家。姐夫在乡下已安排好了一切,在二叔家的一间偏屋里给妈妈设了个简单的灵堂。二叔二婶在几个叔婶当中,算比较仁义的,因为在我们当地,一般不让死人进屋的。二叔说:“嫂子当年对我们方家有恩,长嫂为母,死后为她敬孝是应该的!”当晚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陪妈妈,彻夜未眠。由于是“偷葬”,不敢久留。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将妈妈送上山了,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为妈妈送葬!在做墓碑的时候,我们添上了父亲的名字(因为父亲没有尸骨,所以一直没有坟墓),现在等于是和妈妈合葬了,从此我们上坟就是给爸爸妈妈他们俩老上坟了。为了答谢全村的父老乡亲,我们三姐妹又去买了很多毛巾和碗送给他们做纪念!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死了人时兴送碗和毛巾。三天复山后,我们才离别乡下,各自回家去了。我又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生离死别,妈妈不在了,姐姐就和妈妈一样,对我们更亲切了,我们三姐妹来往一直很密切,跟妈妈在世一样!

    1990年底,儿子在农药厂工作已满5年,可以调动了。他招工那年是全国开始实行第一批合同制工人,在那个单位必须工作满5年后方可调动。因为他不适应在农药厂工作,农药气味太大,他中毒几次。我又托人将他从农药厂,调到当时我们宁国县效益最好的国营企业——机械公司车队开车。

    机械公司主要是生产“三环牌”三轮车,销往东北辽宁地区,开车送一趟货,来回日夜兼程要半个月的时间。儿子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再三叮嘱要他注意安全,他哪天出门走,应该哪天回家,在我脑海里已形成概念了。中国有句俗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1991年9月的那一次送货,本应该是那天晚上回家的,可他没有回来,我心中就有些不安了,一夜未睡着——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联系。第二天早上我上班刚到办公室,机械公司就派人来找我了,说儿子他们的车在郎溪县出事了——郎溪县离我们宁国有一百多公里,就是原来父亲教书的地方。昨天晚上公司就接到郎溪交警队的电话通知了,两位经理怕我着急,所以没敢来对我讲。机械公司的正副经理洪信余、郑亚华都和我关系不错,经理他们马上去郎溪,叫我随同前往。我立即将手上的工作(那天正好发工资)交给会计王学玲,就和两位经理一同去了郎溪县。先到交警队去问明情况,原来是儿子他们两部车,由东北回来,我儿子的车在南京过来就坏了,由前面的车拖着,是他的副手掌着方向盘往前走的,他在旁边打瞌睡,车是拖着走的,两边晃,他们在车上没看见后车厢把路边的一个人带倒,在马路上拖了好几米远才掉下来,是路边田里干活的人看见,打电话到交警队才把他们拦下来的,拖到的人已送医院抢救了,所以两部车都被扣下,四个驾驶员全部关押在看守所了。

    鉴于这种情况,交警队说要认定是交通肇事逃逸罪,那就麻烦了,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不过,现在还不能肯定,还要进一步调查取证,分析事故责任,还要看伤的这个人怎样?最后才能认定。我急得欲哭无泪,几乎晕倒。万一认定是交通逃逸罪,已判刑,孩子的前途就完了,怎么办?两位经理又陪我一起到公安局、检察院去走访了一趟,都答复说等交通监理部门调查取证以后才能定案,叫我们回家等消息。两位经理见我着急的样子,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事情发生了,急也没用,既来之则安之。该用的、该花的,公司会尽力的,我们就回家了。

    儿子在看守所里关着,我心急如焚。第二天我就到宣城我侄女(姐姐的大女儿)家去了,我的侄女婿是交通部门的,熟人多,他们都非常同情我,他又陪我到郎溪去找有关人帮忙。万万没想到,受伤的那个人,一星期后由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了。交警队又通知儿子单位速去郎溪,两位经理又叫我一同前往。到了郎溪后,问明情况,交警队说,事故等调查结果后再来处理,人死了要按规定赔偿。我经历过多次的生离死别,更能体会家属的痛苦,我不顾别人的劝阻,我买了很多的礼品,亲自到死者家里去慰问。他们都不让我到死者家里去,就连交警队的人也不让我去,他们怕死者家属不讲理,和我拼命。我到死者家里说明情况后,跪着求他们理解我这个做母亲的心,恳求他们谅解孩子的过错,我哭着对他们说:“人死不能复生,就是我儿子判刑了,死的人也救不活了,求你们救救我的儿子!”这边我又找最好的律师,说来也巧,我找的律师正好是我父亲同事的丈夫,我讲明事情的原委后,他接受了此案,愿意为我们辩护。儿子在关押期间,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郎溪一次,问问情况。我的举措博得了大家的同情,也得到了死者家属的理解。于是死者家属提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后经过调查取证,认定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走的,而不是畏罪逃逸。再加上他们几个认罪态度较好,四个人都免予刑事处罚。按规定赔偿死者家属四万多元钱,由机械公司承担。

    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这两个多月为处理儿子的事,我四处奔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简直把我累得筋疲力尽了,直到把儿子接回来后,我才到董修宗坟山上去大哭了一场!我对他说:“修宗啊!你这么早丢下我不管,把一双儿女交给我,你可知道我的担子有多重啊?你知道我活的有多累吗?我简直要崩溃了……”

    倏忽间,就到了1992年,女儿该结婚了。女婿是他上技校时的物理老师,家住宁国汪溪乡,家庭一般,为人忠厚老实,是个靠得住的人。他们是自由恋爱,只要他们自己认为幸福就行了。我没有向女婿家要一分钱的彩礼,我把我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全部给了他们,他们自己去办了一个既简单又隆重的婚礼!

    1993年国庆节,儿子结婚。媳妇是女儿的同事加好朋友,她老家是山东的,平时休假没地方去,经常是和女儿一起到我家来玩,就这样顺理成章成了我的媳妇。媳妇为人很好,气质也好,长得很漂亮,能歌善舞,我很满意。女儿结婚时他们体谅我,没让我操心为他们办酒宴。儿子结婚时,我也不打算办的。因为我一个人实在没那么多的精力,亲家也体谅我孤儿寡母不容易,没向我要彩礼。后来亲朋好友都来贺礼了,姐姐家的五个孩子前两天都来给我帮忙了,当天在宁国宾馆摆酒30桌,场面很气派。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下,为儿子办了一个较隆重的婚礼。忙完他们的婚礼后,我简直是力不能支了,在家休息了数日。

    我操不完的心,忙完儿女的婚事后,又要为添孙子做准备了,小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1994年3月,女儿添了一外孙,女婿家在乡下,来去不方便,这事理所当然又落在我身上了。我要上班,还要服侍女儿的月子,实在忙不过来,就叫我妹妹来帮忙照顾了一个月。女儿和外孙在家待了8个月后,才回他们自己的家去。

    1995年元月,媳妇又添一孙子。人丁兴旺当然是开心的事啊!亲家母一家通情达理,非常体谅我,件件样样都是她准备的。正好她也退休在家,服侍媳妇的事就落在她身上了,给我减轻了很多负担。由于我还在上班,后来孙子几乎就是在他老娘家长大的——山东人把外婆叫老娘,一家人视他为掌上明珠!我终生感激亲家一家人那么体谅我,对我们家的照顾!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带着儿孙们一起去给董修宗扫墓。春节我也会带儿孙们去接他回家过年;我经常站在他的坟头对他说:“修宗,要是你在,该多好啊!我们现在已是儿孙满堂的人了!现在改革开放,政策特别好,你又那么能干,那么有超前意识。如果你在的话,我们家不知该搞得多么好啊!那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就是靠这种信念,来寄托我的哀思,走过一年又一年!

    随着儿女们成家,有了孙子后,我的心情也好些了。一些朋友也曾劝我该找个老伴了,一个人多孤单,多可怜啊!是啊,没有爸爸的妈妈和没有妈妈的爸爸,的确是可怜!说真的,有时候遇到不愉快的事时,也很想有个男人的肩膀能让我靠靠,但到哪里去找呢?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董修宗那么能干,那么优秀,那么爱我,疼我的人了!再说孩子小的时候,那么艰难的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儿女都大了,对我也很孝顺。还有看到再婚后的人,为子女、钱财怄气等等现象……我就在心里劝自己:认命吧!于是,就没有重新考虑再婚的打算,下决心独身终生,以怀念我亲爱的修宗为信念,走过我这一生……

    说真的,我几乎没有孤单和寂寞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忙忙碌碌,没时间让我去孤独,寂寞。因为我的爱好广泛,事情太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是个怪人,很少有瞌睡,自小到老都是这样。妈妈在世的时候,就曾说我是个劳碌命!我的习惯平常都是在12:00以后睡觉,清晨6:00起床晨练,上班忙忙碌碌,晚上在家搞卫生、织毛衣、做缝纫等,几乎是没有歇的时候。星期天家里更是热闹非凡,孩子们都要回来,要为他们忙。还有因为我的“女红”特别好,什么都会做,总有同事、朋友来向我请教,如:剪鞋样、做鞋子、绣花、织毛衣、裁衣服、做衣服等,还有同事们购物、买衣服、家庭布置等,也会来找我去帮她们做参谋,有时同事们家来客人,也会来找我去帮他们做饭、烧菜,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都会乐意地去为他们帮忙。要是哪一天没人来找我,我一个人在家时,我会看看书、写写字、喂喂我的金鱼,浇浇楼上阳台上的花草,忙完后,我会坐在音响旁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静静地听着我喜欢的音乐——这些是我最最喜欢的事!可惜那时候,像这样的享受对我来说也是极少有的啊!由于我有良好的心态,常常是以繁忙的劳动来排遣杂念,并学会自我调节生活,因此,我从没有感到孤独和寂寞的时候。

    90年代末,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气候所致,我们宁国也不例外,子女的单位(机械公司和煤矿)都先后倒闭、破产,儿女们都被迫下岗。刚开始都接受不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事做,日子真的是很艰难啊!儿子媳妇自己卖过服装,生意不好做,后来又去上海、成都等地打工。女儿也是到处找工作,几经反侧,最后还是在家乡安居落业了。儿子在中鼎公司开车,女儿在一家工厂做品管工作。

    我于2000年退休,正好两个孙子也上学了,我就在家照顾两个孙子上学了。我每天早晨去晨练,回来时路过菜场,顺便买菜回家做好中饭,等两个孙子放学回家吃饭。下午午休后,两个孙子上学去了,我就在家看看书、写写字、听听音乐、看看电视,有时候有朋友来聊聊天,像这样轻松的日子倒是过了两年。

    2001年城市规划,英雄岭那一片山要改造成生态公园。市政府城建局、民政局通知迁坟,并且强调原来土葬的也要火化后方可安葬,否则按规定处罚!我们董修宗当年是土葬的,已经20年了,没办法也只有动迁。我们请人将他尸骨捡起送火葬场火化后,在公墓花了6000元买了一块墓地,将他安葬了,墓碑上刻着我和他俩的名字——不过,我的名字是红字。我和他在一起只生活了15年,死后也要与他同坟墓。我对董修宗说:“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会再做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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