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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怀念我的母亲


    233318dh48wfkbcn8thn38母亲节到来之际,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生于是1910年8月25日(农历7月21日)死于1991年元月3号(农历冬月18日)去世那年整整80岁;妈妈如果在的话,今年也就整整100岁了。 

    我的妈妈叫傅立秀,出生在群山环绕的皖南山区杨滩乡梧溪村,外婆家(傅家)是当地有钱人家,梧溪傅家冲一条冲的山和田地都是他家的,另外还有纸厂,所以土改的时候划为地主成分;小时候听妈妈讲过:外公有弟兄五个,我的外公是老二,在妈妈只有4岁的时候,外公在一次放竹排到郎溪去时落水淹死了,后来外婆就改嫁到宁墩了;外婆改嫁没有带走妈妈,妈妈就留在傅家跟大妈(我的大外婆)一起生活了,大外婆为人贤惠、知书达理,里里外外一把手,她家虽有儿子(我们的大舅舅),但对妈妈也很好,当亲生女儿待承;妈妈在七岁的时候,大外婆要给妈妈包了小脚,听妈妈说当时她哭啊、闹啊,坚决不肯包,但大外婆严厉地说:这是规矩,大户人家的小姐必须是三寸金莲,否则人家笑话,以后也讲不到婆家,这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事情,所以,妈妈以后就是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

    在旧社会里女孩子家能读书,那也一件不容易的事。可妈妈很幸运,大外婆很开明,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女孩和男孩和一样看待,为了大舅和妈妈能断文识字,专门请了私塾先生来家教大舅和妈妈,大舅和妈妈读了五年私塾,大舅是个纨绔子弟、不爱学习,可妈妈心灵手巧、聪明好学、读书很用功,成绩一直比大舅舅好,很受老师的赏识和大外婆的宠爱,妈妈的字写得也很好,我上一年级开始学写毛笔字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写的样板字,放在本子中间,我照着上面瞄着写的呢!妈妈除了读书之外,大外婆还教妈妈学礼节、学女红、学烹饪,所以,我妈妈有一手好针线活,而且还能烧一手好茶饭。 

    妈妈就这样跟大外婆一家相依为命,长到20岁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傅家有个大小姐,很多人有钱的人家都托媒人到傅家来提亲,大外婆一心想给妈妈找个好人家,可挑来挑去,就是挑不好,所以妈妈到20岁还没好讲婆家(那时候20岁就已经是老姑娘了),大外婆没看中那些有钱人家的后生,却看中了当时在梧溪上面的余家头小学教书的穷人家的孩子方良佐(就是我的父亲),当年我父亲18岁,比我妈妈还小两岁。

    定亲的那年是1930年,国家局势不稳定,听说要打仗、日本鬼子要侵略中国了,兵荒马乱的,家里有个大女孩子家人是很不放心的,大外婆当年就要爸爸将妈妈娶回家;傅家有钱,大外婆不要方家的彩礼,她自己张罗给妈妈准备陪嫁的嫁妆(据说她要陪齐所有的家具),后来我妈妈说方家没有好房子,好的嫁妆抬去没地方放,她要我外公(二房)的那一份田地和山及纸厂;听妈妈说过,她当时有个远大的理想,她是这样想的:有了田地和纸厂,她可以发租,发租有了钱以后再盖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再来打家具,那就是个富丽堂皇的家了。她将这个想法对大外婆讲了,大外婆毅然同意了妈妈的想法,就将外公(二房)的那一份产业全部给妈妈作为陪嫁,妈妈当年就和爸爸结婚了。

    就在爸爸和妈妈结婚不久,发生了一件悲欢离合的事情;那一天正是星期天,爸爸从学校回家来拿菜,正遇上乡政府的保丁,到每户来派一名民工修路,派到我祖父家时他们要两名。他们看到我祖父家有四个儿子,当时作为长子的父亲就上前与他们理论,问他们:“人家一名,为什么我们家要两名?”后来发生了争吵并打起来了,他们将我父亲吊起来,打得头破血流后,扬长而去。就是这件事激发了我父亲日后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他当晚就和家人商量,要出去,不能再在家里受穷、受欺侮了。可是没有盘缠,怎么办?妈妈就到大外婆家要了一担纸,父亲将这担纸挑到离我们家六十里路的孙家埠去卖。在张家商行卖纸时,父亲认识了张家大少爷——漫画家张乐平,他当时在武汉工作。(这里要说明的是:张乐平老家是浙江省海盐县的,战难时搬迁到孙家埠来做生意的)。也许是缘份吧,与张乐平交谈后,他觉得父亲是个有为青年,在他的邀请下,父亲就这样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跟他一起到武汉去了。

    到武汉后,父亲就自己开始找工作,可是找了几天没找着。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湖北省盐务学校招收盐务兵》的招生广告,当时父亲最看重的是这所学校读书不要钱,并且还有助学金。因为当时父亲只有一担纸的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了。在自己的努力和张乐平的资助下,父亲顺利地完成了四年学业,被分到湖北省盐务局武汉盐务处工作。由于父亲为人厚道,工作踏实,因此深受上司的赏识。不久,父亲又被派送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回来后就连任小队长、中队长、最后做到大队长(团级干部)。

    父亲走的时候,妈妈已经怀孕在身(就是我的姐姐),第二年(1931年9月23日)我的姐姐出生了,这以后妈妈一个人带着姐姐过了好几年,靠她陪嫁的田地发租得来的钱做生活费。直到1937年,姐姐已经七岁了,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入侵中国,父亲才回来把妈妈和姐姐接到武汉去,一家人总算团聚了,结束了离别的苦楚。

    父亲很优秀,是个有事业性而且顾家的好男人,到武汉后,将妈妈和姐姐安置好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按妈妈的文化程度,随便做个什么工作都是不成问题的,可爸爸心痛妈妈,说她一个人在家带着孩子,吃了那么多年的苦,现在好不容易团聚了,该让妈妈享享福,不让她再出去奔波了。

    那时候家庭条件是比较优越的,爸爸有勤务兵,家里有保姆做事,姐姐到武汉后就上学了,妈妈就在家做全职太太了。但那时候正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爸爸是盐务兵长官,工作忙任务重,我们全家随父亲辗转南北,颠沛流离。妈妈在武汉生了两个哥哥,一个叫鄂生,一个叫楚生。但均因战难,父亲日夜守护在工作岗位上,无暇顾及家人的安危,两个哥哥生病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医治,先后都夭折了!在短短的三个月里,相继失去了两个儿子。妈妈都快急疯了,她要和爸爸拼命。“男儿有泪不轻弹”,爸爸擦着眼泪安抚好妈妈,又去执行公务了。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人!1946年,我出生了。尽管是个女孩,可父母还是喜出望外,取名汉生,爸爸妈妈从此也才有了一些笑脸。1948年,父亲的部队又奉命迁至淮阴地区(今日的扬州),妈妈这时又生了一个妹妹,取名淮生。紧接着到了1949年,全国相继解放了,我们一家从扬州回到老家安徽。

     

    那时我已经四岁了,对这些事稍有记忆。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交通不便。父亲每天很早就起床,挑纸到60里路的宁国县去卖,换米回来吃。他脚上穿的是草鞋,每次回来满脚都是血泡,尽管他天天这样劳累,还是养不活一家五口。妈妈就将她陪嫁的首饰慢慢地卖掉来贴补家用,妈妈还经常带着我们姐妹几人在山上挖野菜回来充饥,这样的艰苦生活勉强维持了两年。

    1952年,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我们住在梧溪,当时把我们家定为“官僚地主”(因为爸爸是国军军官),但我们家现在一无所有,寄居在大舅家,什么财产都没有,一穷二白,定不上。后来因妈妈陪嫁的那份产业——其实妈妈一点也没享受到,妈妈跟随爸爸在外那么多年都是大外婆、大舅舅他们收租的,最后因为有山、田、纸厂发租,定为“富农”。从此,我们一家成为了人民的“阶级敌人”!

    后经我舅爷爷的介绍,爸爸找到当时广德县县长许国珍。当时正好国家也有政策,统计战后失业人员,许县长就将父亲派送到湾址县受训一年,后被分配到离我们家有100多公里的邻县(郎溪县)教书。姐姐那时也初中毕业了,县里也将姐姐安排到当地一所小学教书了,我们家这时生活才有了好转。我们有生活来源了,才搬回自己(方家)的家。

    爸爸、姐姐都出去工作了,平时家里就妈妈、妹妹,和我三人相依为命。那时爸爸拿55元钱一月,每月寄25—30元回家给我们做生活费。虽说住在乡下,但样样都要买,经济条件还是比较拮据的。为了家里生活能宽裕一点,妈妈也特别能吃苦,种了几畦菜地,她是三寸金莲的小脚,有时还挑粪浇菜,姐姐回家来也帮忙挑,我和妹妹长大一点了后就帮妈妈抬粪;有时候,妈妈还带着我和妹妹到山上去砍柴禾。虽说已过去几十年了,可这些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后来姐姐结婚了,姐夫为人厚道,对爸爸妈妈很好,对我和妹妹也像亲姊妹一样;爸爸、姐姐、姐夫在外面工作,逢年过节、放假才回家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后来姐姐有了孩子,陆续五个孩子出世都是放在家里妈妈亲手带大的,至所以,这五个孩子对外婆的感情特别深。那时候,尽管妈妈操持着这个家很累、很辛苦,但有儿孙绕膝也很幸福,我们看到妈妈的脸上总是呵呵的。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爸爸有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后被送往歙县劳教,死在劳教队),从此厄运就降落在妈妈身上了,妈妈本身就是富农成分再加上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家属,头上“头衔”就更多了,四类分子的帽子戴得妈妈踹不过起来。

    爸爸打成右派后,我们全家注销了城镇户口,妈妈、我和妹妹下放到农村成为农业户口了,妈妈三寸金莲的小脚还要出工种地,大队部经常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妈妈和其他四类分子一样,低头站在那里,一站就是半天,有时站着站着就晕倒了,还有大队部一开会,村干部就要派四类分子送米、送菜、送柴禾(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否有这个政策规定?),妈妈三寸金莲的小脚也照送不误,现在想想,那是何等残忍的事啊......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妹妹都陆续出嫁了,妈妈就和姐姐、侄儿、侄女们相依为命了;运动以来,四类分子就遭殃了,妈妈更是在劫难逃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回家去看看,一下车就看妈妈和村上的其他几个四类分子,每人都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四类分子XXX)站在马路边上,头低着向过路人请罪,那天还下着雨,他们打着伞站一动也不动都站在那里,我低着头不声不响地从他们身边往家里走去,一直到中午,妈妈他们才回家,我含着泪问妈妈:每天如此吗?妈妈眼泪潸然而下,哭着说:天天如此,这个罪不知要请到哪一天啊......

    直到1978年底邓小平上台后拨乱反正,在三中全会中号召: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属错划的予以平反改正。爸爸的历史反革命、右派终于改正了,落实政策恢复了妈妈的城镇户口,郎溪教委每月还给妈妈生活费,总算还父亲一个清白,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算得到一些安慰了。这时姐夫通过关系将姐姐从乡下杨滩小学调到广德县城关三校教书,终于结束了分居两地的痛苦,妈妈也跟着姐姐搬广德城里去了。

    妈妈到城里后,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这时侄儿侄女们也都大了,都有工作,家里的一切都由姐姐姐夫操心,孩子们个个对她都很孝顺,只要她喜欢吃的东西都抢着给她买回去,想到哪里去玩就陪她到哪里去玩;我住在宁国,妹妹在安吉,妈妈有时候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再到妹妹家住上一段时间,在我们姐妹仨之间来回走走。

    1990年,妈妈生病了。姐姐给我来电话说,妈妈病很重,妈妈天天念叨我,想我回去陪陪她。说实在的,我觉得有愧!自董修宗死后,我总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很少回娘家陪妈妈。我记得那是元旦节,月底我把公司的帐做好后,就向领导请好假,准备回家住上一段时间,好好陪陪妈妈。

    我是元月2号下午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和妈妈俩睡,还谈了很长时间的家常,她告诉我说想回老家(杨滩茅山)去一趟。我对她说,等你病好些了,我一定陪你去!她高兴地点了点头,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帮她梳头,洗脸。姐姐买的馄饨,我还喂她吃了一些,她吃了后就睡着了。我一直就坐在她床边看书,不到半个小时,就听见妈妈喉咙里呼痰,马上就喊姐姐来,我和姐姐俩喊着喊着,妈妈就断气了……妈妈就这样走了,终年80岁。

    妈妈少女时代是幸运的,跟爸爸结婚后虽说颠沛流离好多年,但爸爸爱妈妈,对妈妈百依百顺,也算幸福的,就是遭受了一系列政治上的灾难,但那是中国很多人都遭受的灾难,是谁也没有办法抵挡的事。总的来说,妈妈的晚年还算幸福的。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现在我们每年清明节都会到老家去给她扫墓,每次我们姐妹仨都是约好一起去,我们都会向妈妈讲述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告诉妈妈:现在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以后,祖国建设日新月异,各行各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都是儿孙满堂的人了,都生活的很好;妈妈你不在了,姐姐就像妈妈一样一直在照顾我们;请妈妈放心,愿妈妈在九泉下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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