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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文革,离不了“中央文革”。所谓“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它的有关情况如下。

    1965年,报刊上展开了对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副总理、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写出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由于康生、毛主席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便让陈伯达、王力为全党写一个理论性的通知,批判“二月提纲”。这事实上是为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从此,原“五人小组”除康生外,彭真、陆定一、周杨、吴冷西皆被打入了冷宫。

    陈伯达、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通过了这个“通知”,这就是“516通知”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错误” 、“反党集团”,随后被打倒。这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由来。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516”这三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从此左右了中国文革数年的历史。“516”通知,“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516”运动,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并演绎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此为后话。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加上了不少措词尖锐的话。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话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宣言书和最高指示:“混然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杀气腾腾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事实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等人的政治死刑,当时谁看了也会大吃一惊。“老家伙们”不说,广大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就是被这段最高指示煽动了起来。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圣旨”,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地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去,向着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了火。

    1966年5月16日,中央同时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之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就这样成立了。人员组成由陈伯达、江青提名,报政治常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据王力回忆,张春桥的副组长开始没有,是江青提议增加的。姚文元开始不是成员,江青提议让姚参加时,陈伯达反对,因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江青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加进去的。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多时,共十八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堂忠,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森,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森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该四人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王任重代表中南局,张春桥代表华东局,刘志坚代表解放军。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开始是王力,后来改成办事组,由肖力(即李钠——毛泽东和江青之女)负责。

    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陶铸、王任重、刘志坚陆续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成员不断减少,最后剩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中共九大时,五人全进了政治局。历史的事实是,中央文革组长虽然是陈伯达,实际上是江青说了算。

    下面的历史事实是许多文革史作者没有或不愿提及的。

    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央文革还有一位真正的负责人周恩来。无论是作为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实上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处理文革大事、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已把天下搞得大乱,没法收拾。秀才们放了火,火烧得太大了又有些害怕,手足无措。毛泽东权衡利害,或者说是为了遏制江青等人的过激行为,便让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的总召集人和总负责人。从此,江青等人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不敢再一意孤行。总的说来,文革中周恩来说话是算数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总理是参予或干预了的,说周总理始终反“四 人帮”或者“四人帮”始终反总理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四人帮”同周总理的矛盾有些是工作中的正常分歧,有些是别有原因。这是笔者的观点,应当也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证明,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支持的,积极拥护的,起码在文革的初、中期是如此。所谓“抵制 “说和“违心”论基本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周恩来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人们原谅他在文革中的所谓错误和失误,善意地以“违心”论强加于他,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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