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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连镇压“造反团”



    书归正传。1967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没事干,便决定去大连串连,有条件的话就下工厂锻炼,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之所以去大连,一是大连的大海很迷人,二是同学张海在大连有许多革命造反派战友,可以接待我们。

    写到大连之行,我不能不提到这位老同学张海,我没有办法,请他原谅。

    张海文革前已是共产党员,文革之初是保守派,后来受中央社论和最高指示影响,反戈一击,积级造反,成为北航红旗的一名骨干,这本没有什么。只是他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干事往往极左,而且能量颇大,文革中干的有些事十分过火。由于多种原因,他文革中虽未当头头,但却是一名不普通的群众。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抓“5.16”运动受审查时,可能专案组动用了“滓渣洞”的手段,张海同学血肉之躯有点怕痛,于是信口开河,把文革中自己干的事儿一古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说全是我支使他干的。为了保护老同学,我干脆把张海干的许多事(不一定全是坏事)都揽到自己头上,一口咬定他是普通群众,没有任何问题。但万万没料到,他后来竟无中生有地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一口咬定是我发展的他,交待材料写了几十张纸,时间地点“证据确凿”,不容我厂军管会专案组不相信,把我关了一年多。军管会最后把材料拍给我看时,我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我使出浑身解数,用铁的事实否定了我和张海的“5.16”问题。

    张海被解脱后,青云直上,混的相当不错,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196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的的第三天,张海到京出差来看我,我盛情招待。没想到张海在酒桌上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专案组整我,都是你连累了我,我死保你,一个字都没揭发你。说我们是‘5.16’分子?真他妈开玩笑!咱哥们什么时候参加过‘5.16’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张海青云直上后,或许是怕我们再连累他,从此断绝了与同学们的一切联系。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如张海看到此书,请他谅解。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文革中说假话的人太多,算不了什么。我为了写书,不得不提及此事。人无完人,谁都有失误的时候,况且张海的失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法西斯逼供下发生的,有情可原。希望张海老同学海量,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如果还想和老同学恢复联系,热烈欢迎。

    书归正传。我们到大连后,先到有名的大连钢厂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段时间。当时大连已乱了起来,全市有“工总司”、“大专院校”和“五一兵团”等几大群众组织。“工总司”和“大专院校”以工人和学生为主,是造反派,“五一兵团”以老工人、老党员、转业军人居多,也打着造反的大旗,但拥护解放军,思想偏保守一些。我们到大连后,各派组织听说“北航红旗”来人了,纷纷来找我们,让我们表态支持他们。驻军也派了干部来请我们去作报告。

    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找各种借口拒绝表态,谁都不得罪。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身份,不表态不行。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作出了大胆的决定,以“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名义支持“五一兵团”,支持驻军。这下子可把“五一兵团”的头头们乐坏了,当地驻军也非常高兴。

    如今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哑言失笑,你们算老几?历史的事实是,当年的“北航红旗”就是有点“老子天下第二”的味道。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谁若得到了“北航红旗”的支持,那就意味着光荣和胜利。

    但是,我的决定惹火了“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他们派人来向我宣战,声称要让我走不出大连。

    我之所以支持大连驻军,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大连地处国防前哨,解放军不能乱,这是基本的常识,否则让蒋介石看笑话。基于这一点,我尽管认为当地驻军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不很理解,但不能同解放军对着干,更不能“反军”。而“五一兵团”既造反又拥军,大方向没错,所以我采取了支持“五一兵团”的作法。

    张海同学对我的决定不以为然,他认为必须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否则就是“支保”,有损于北航红旗形象。他对“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也没法交待。

    于是,张海自己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和“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并同他们的头头们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我出于多种考虑,默认了他这种作法,这也就是我后来承担了一切责任的原因。

    不久,应当地驻军之邀,我和张海等人去部队作了一次报告。我和部队首长坐在主席台上,报告是由张海作的。张海主要介绍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有一天,大连警备区司令员邓岳将军邀请我们去司令部作客。

    我们到了司令部,邓司令用海鲜和包子招待我们。他对我们支持驻军表示感谢,并开玩笑说:“现在到处都是司令部,都叫司令,全是假的,我这个司令才是真的,我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任命的。”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邓司令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住到了部队招待所里,并派兵保护我们。

    一天晚上,驻军某部队的首长派人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张海那天不在)拉到了瓦房店附近的一座军营里,战士们烧好了热炕,端来了热水,让我们休息等候,说有首长要见我们。

    不久,听见飞机响。一会儿,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军营的场地上。

    飞机上下来了一位老军人。他把我们请到了办公室里,寒喧了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谢谢你们北航红旗,谢谢你们支持我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消息灵通。我们这里很复杂,那些乌龟王八蛋们闹的厉害,打砸抢,把我的战士都打了。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但吃不准,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就踏实了。我这次来就是看看你们,表示感谢,我马上要飞回沈阳,你们好好休息吧!”一回儿,老军人戴上军帽,出门上了飞机,飞走了。

    后来才知,此人是沈阳军区某野战军张锋军长,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知道军人的作风,说一不二。从张军长的口气里,仿佛透着杀气,我心里直打鼓。

    在学校时听外出串联的同学说,各地解放军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许多地方驻军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青海的赵英夫就开枪打死了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今天的情况很不妙,千万别出事,我心里直祷告。

    说实在话,也可能是从小受苦受难受过磨炼,也可能是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我养成了说一不二、做事从不反悔的习惯。对就对,错就错,好汉做事好汉当,从不婆婆妈妈。在大连支持驻军,我至今无悔,但我坚决反对部队镇压群众,不能把造反派都视为反革命,更不能开枪杀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部队领导安排我们休息,说晚上部队有行动,你们不要管,躺着睡觉就行,有战士保护你们。

    我们刚躺下不久,就听院子里哨子响。顿时,战士们的跑步声、汽车声、枪支撞击声响成一片,我爬起来出门一看,只见一辆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的军车开出了军营。

    我和小王立即穿好衣服,想出去看个究竟,门口两个持枪的战士劝阻说:“首长有命令,为保护你们安全,不要出军营。”我推了战士一把说:“谢谢你了,不要紧。”便冲出了军营。两个战士立即跟在了我们后面。

    一出军营,我大吃一惊。微弱的路灯下,荷枪实弹的战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再往前走,只见路边架着许多轻重机枪,战士们趴在地上,手扣着板机,一排排子弹明晃晃的,拖在机枪旁边。

    我未当过兵,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里不由紧张起来,我不知道部队要干什么,采取什么行动?反正不会是演习。

    保护我们的战士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只见工厂已被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包围。我看见了工厂门口的大牌子“辽宁省瓦房店纺织厂”。

    突然,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格外清晰、响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记得是3125)部队奉上级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行打、砸、抢,攻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革命群众和我解放军战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某某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八条指示和沈阳军区司令部的命令,坚决取缔‘瓦纺造反团’。‘瓦纺造反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无条件投降,谁胆敢反抗,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真相大白。原来刚才张锋军长是来最后拍板下命令的。事到如今,我已骑虎难下。我并不了解“瓦纺造反团”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头头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也不清楚。但是,情况已经明摆着,部队的行动已经实施,这绝对不是儿戏的事,我既然支持驻军,就应该相信驻军。水已泼地,木已成舟,没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于是,我让陪同的战士们带我进了厂,来到了厂广播室。

    一进广播室,部队首长见我来了,十分高兴,建议我讲几句。我没有犹豫,接过话筒,大声地喊道:“我代表北航红旗坚决支持某某某某部队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谁反对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的喊叫声,通过高音喇叭响彻在瓦房店地区的夜空中。身旁的部队首长和战士们热烈地同我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随着我的喊叫声,一个个”瓦纺造反团”的头头们被五花大绑押了出来,我数了一下,足有三、四十个。他们一个个被解放军战士押走了。

    这就是震惊辽东半岛的“瓦房店事件”。

    在我支持驻军部队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同学张海正在大连“工总司”和“大专院校”的头头们那里,他万万没想到我会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第二天,他找到了我,对我大为不满,并说大连造反派要干掉我。

    果然,第二天,大连大街上便贴满了“打倒北航红旗冒牌驴戴维堤!”“绞死戴维堤!”的大标语。我的名字被倒写,并打上红叉。

    我看事不好,便溜回了北航。

    回到学校后,韩爱晶等人早已收到了大连造反派的控告,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大连的情况如实相告,认为造反派不该反军,反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应该支持。这时许多头头都指责我不该支保,不该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这有损于北航红旗的形象。有的红旗战士甚至贴大字报要开除我,说我是北航红旗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气。不料韩爱晶却说:“戴维堤干了件大好事。我们的人在外都冲军区,反对驻军,中央首长天天骂我。戴维堤在大连支持解放军,了不起,帮了我的大忙,这是大好事。谁说我们北航红旗反军乱军?戴维堤是好样的。”

    后来大连的文革历史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两派武斗的很厉害。中央十条命令发布后,受到压制和打击的造反派闹了起来,矛头指向了驻军。而由于我们北京的红卫兵和北京军界高层有人插手大连问题,围绕着对待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态度,当地驻军(陆军)和海军也分成了两派。他们的司令员竟然明里暗里把武器送给了各自支持的群众组织,甚至陆军的火炮、海军的鱼雷都被群众组织“抢”去用于武斗了。这实在是我始料未及的。

    按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大连“支保拥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想到后来大连某些人“不够朋友”。事过数年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时,当时的大连市某负责人说,大连市的“ 5.16”分子多得很,全是“北航红旗大连联络站”的戴某人和张某人发展的。于是抓出了许多“5.16”分子。对此,我深表遗憾,并借此书向当年被错整的瓦房店纺织厂的工人师傅们和大连市所谓的“5.16”分子们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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