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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月逆流”问题


         在我去大连串联、支持驻军镇压“瓦纺造反团”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二月逆流”重大事件。

         文化大革命刚刚半年,中国已经天下大乱。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全国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以红卫兵的名义开始了“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传遍了全国各地。国家党政机关几乎全部瘫痪了,许多干部都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了,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这是事实,但当时军队暂时还没有乱)。面对这种形势,具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主席“稳坐钓鱼台”,认为“天下大乱才会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和中央文革也认为“乱是好事,乱了敌人。”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日常工作碰头会,会议的原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和国家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时任副总理、公安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不是政治局成员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中央文革小组有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江青知道这个会上没有好戏,拒不参加。至于聂荣臻、谷牧和关锋、戚本禹四人没有通知到会。

        周恩来总理主持的这个会议。但是,还没等总理宣布开会,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按捺不住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许多做法强烈不满,便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了起来,随即大发雷霆,发了许多牢骚和脾气。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首当其冲,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随声附和,李富春当时未发言。陈毅本来对林彪有看法,说的话最厉害:“斯大林搞出了赫鲁晓夫(意思是提拔重用为接班人),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子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骂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和红卫兵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喊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反革命!老子革命了一辈子,现在成了反革命,老子不干了!”抓起公文包就走。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回来!”谢富治不停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徐向前也气得拍了桌子,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叶剑英在会议之前对陈伯达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注:叶剑英当时不知道,陈伯达事实上是不同意张春桥等人的上海夺权的。)在会上,叶剑英也讲了许多批评中央文革的话,但没有拍桌子,更没有拍断掌骨。拍桌子伤了掌骨是在京西宾馆的另一次会议上。以上历史事实是会议的参加者王力提供的。

        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7时,中央文革的成员成了“出气筒”,发言不多,处于守势,只是不停地记录。周恩来在会上左右为难,不停地劝老帅们不要发火,有话慢慢说。

         这就是所谓1967年2月老帅、副总理们“大闹怀仁堂”的 “二月逆流”事件。

        会后,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向江青和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笔者注:作为向中央主席汇报工作,应当说是正常的。如果如实汇报,没有歪曲事实,按照今天法制的观点看,不能说是“恶人先告状”或“告黑状”。如果添油加醋,捏造事实,诬陷别人,那才叫告黑状。这是小儿的常识,可惜有时大人们竟不懂。事到如今写历史,应当坚决摈弃文革遗风。)毛泽东开始听着只是笑,当听到陈毅说赫鲁晓夫的话时,毛泽东火了……1967年2月18日晚,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发雷霆,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厉地指责和批评。

        随后,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北师大谭厚兰小道消息灵,首当其冲,带头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事口开始“炮轰陈毅”,老帅和副总理们一个个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后来,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可能”良心发现”,主动否定了“二月逆流”事件。他说,老帅们有意见,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讲出来,这是党章上允许的。后来,胡耀邦首先把”二月逆流”称作了“二月抗争”。

        毛泽东一句话,江青等人假惺惺地喊了几句“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一切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后来,奉命反击过“二月逆流”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却多了一条罪状,他们的头头们成了“打击、迫害副总理和老帅”、“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北航红旗在“刘、邓、陶”和”二月逆流”问题上,一开始是消极的,或者说是责任不大的。这不是为韩爱晶等人开脱罪责,而是历史事实。

         据我所知,自“北航红旗”28天28夜揪工作组出名之后,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期。这时,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开始揪斗王光美,反刘少奇,清华大学的一位知名人士抛出了“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开始反邓小平,并把邓朴方关了起来,致使邓朴方在逃脱跳楼时摔断了腰;(注:并非自杀。)北师大谭厚兰等人小道消息灵,率先发起反击“二月逆流”并首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外交学院开始“炮打陈毅”,等等。这时,“北航红旗”按兵不动 。韩爱晶等人整天开会,研究中央社论,揣摩中央意图,分析文革形势,暂时持观望态度。

        记得当时有人从清华转抄了一张反刘少奇的大字报,有人从中宣部转抄了一份批判陶铸的大字报,被头头们责令撕掉了。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当时在反刘少奇、邓小平问题上,“北航红旗”远远落在了其他高校的后面。北航红旗是保陶铸的,没有任何人写过反陶铸的大字报。陶铸被打倒时,许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反击“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们整天批斗陈毅。一开始,北航红旗头头们统一了口径,决不介入。韩爱晶说:“陈毅这个人很可爱,他心直口快,从不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很喜欢他。我们北航红旗任何人不准反陈毅。”据韩爱晶说,有一次,他在人大会堂开会后遇见了陈毅,对他表示了问候和支持。陈毅十分感动,因为那几天陈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当时文革刚开始不久,韩爱晶等人还没干什么坏事,陈毅对韩爱晶很好感。韩爱晶当时还想走陈毅的“后门”,让陈毅帮他到部队去当兵。如果韩爱晶和北航红旗当时反陈毅,完全可以把陈毅拉到北航来批斗,更不可能走陈毅的“后门”去当兵。

         韩爱晶等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之所以在“刘、邓、陶”问题和“二月逆流”问题上持观望态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红旗当时已经赫赫有名,没有必要去抢着出风头;二是韩爱晶有求稳思想,想看看中央两派斗争的具体形势再说;三是中央文革当时没有正式给北航红旗下指示,并不是说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水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按兵不动,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韩爱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骂。从此,北航红旗才大张旗鼓地反击起“二月逆流”来,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晚节未保”。北航红旗一行动,果然“出手不凡”。同样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红旗某些人最早喊出了“炮轰徐向前、叶剑英”的口号,并整了徐向前的“黑材料”;后来又派人参加过北京市的“揪刘火线”和”围困中南海”事件;“7.20”事件后,组织人马到西山抓陈再道(未遂),在全国许多地方支持造反派们冲击军区,并抄过徐海东的家,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这些都是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严重错误和坏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错误行动有些是北航红旗个别学生(主要是“红一连的人)干的,有些事请示了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有的根本没有请示,这是历史的事实。另外,由于不在现场或不归我管等原因,这些事情笔者皆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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