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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我与蒯大富相识,始于1966年10月6日。那天,在工人体育场“全国革命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周总理刚给我平了反,我在主席台后排认识了蒯大富。当天晚上,应当时国务院某领导之女——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块去了一趟天津“煽风点火”。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坏事,实话实说。


    蒯和我都是周总理平反的红卫兵头头,但蒯大富在清华比我“折腾”得厉害,挨整也比我厉害。由于我后来很快“让贤”,韩爱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韩爱晶名气比我大得多,后来挨的整也比我厉害得多。这是历史老人的安排,没有办法。


    蒯大富是江苏盐城滨海人,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村支书。他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工系,与我同年进京并有类似的经历。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这点与我也相似。只不过我被逼得写了血书,蒯大富被关押十八天,逼得绝食抗争并在清华园附近卧轨自杀末遂。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便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不久,教育部把蒋南翔“抛”了出来,蒋成了“黑帮”。6月12至16日四天中,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便有103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112人被打成走资派,16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这些,不管是功劳还是错误,都是工作组干的,没有蒯大富的份。


    6月15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十几名学生带头反工作组,很快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闹得比北航厉害,这是因为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有一个特殊身份的顾问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华文革的情况随时“通天”。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事实上是对着他来的。他天真地认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毛泽东点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旅游”去了,让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邓按照共产党历来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而这些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党、政、军各领导机关临时抽调来的,他们对文化革命同样一问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组长们(包括北航赵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他们都参加过。特别是反右斗争,他们有丰富的经验。那时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一样,是不允许人们对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甚至基层支部书记说个不字的。谁敢说不字,谁敢提意见,那就是反党,就是别有用心,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反右派问题上观点一致,没有分歧,英雄所见略同。“反右”运动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就把多少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鎔基。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反右斗争在第一线指挥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并非全是毛泽东的功劳。所以小平同志直到临终前也没有全盘否定反右斗争,此为后话。

    据说当时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曾举着“宪法”游行,请共产党的领导人按宪法办事,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照样把他们打成右派。后来刘少奇同志挨整时,也想起了宪法,但已经晚了。

    这一次,老皇历不灵了,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项庄舞剑,刘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经验主义地把反工作组的学生视为右派、“游鱼”、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数百名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师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关押了十八天。

    当时清华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游鱼”的教师学生达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组“小巫见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几个人。

    笔者至今不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革命行动,是符合宪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组当年整学生、整干部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应该的,这似乎不对,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穿了叫做不讲理或以势压人。说工作组有错误,这同否定文革(如果该否定的话)不矛盾,何况这是历史的事实。以北航为例,是工作组首先把党委正、副书记打成“黑帮”,交学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学生。这点,北航有良心的老人们都可以作证。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的错误有上面的责任,也有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必回避。

    如果说文革初工作组大整干部群众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可以理解和谅解,那青年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们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呢?后来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种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谅呢?

    如果说蒯大富等人后来犯了错误,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杀头是罪有应得,那也不能把当年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的做法说成是正确的。给蒯大富定案的时候,也没有反工作组这一条。

    笔者认为,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说是无法无天的话,首先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无法无天,然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无法无天,最后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无法无天。是工作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帮”,又把给他们提了点意见的群众——包括学生、教师、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关押,迫害,剥夺人权。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号召、支持甚至煽动下,也无法无天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抢”,批斗、迫害所谓的走资派们,搞得天下大乱。笔者坦言,文革十年(当然包括后期历时数年的抓“5.16”运动)完全是一笔糊涂帐,除了极少数真正的逍遥派外,谁也挨过整,谁也整过别人,半斤八两,彼此彼此,谁也不是一贯正确,谁也别装孙子。

    书归正传。据说当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华园见到蒯大富时,指着蒯大富的鼻子骂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还要又快又大,听你这个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组大闹清华园的行动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了反。1966年9月244日,蒯大富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自任司令,后来又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刘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扬全世界。

    清华大学的学生脑子聪明,胆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来的大武斗,清华园的许多高智商的“亡命之徒”令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叹弗如,望尘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1964年访问印尼时,一反在国内的朴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项练,风采照人。这本是外交礼仪需要,绝对有大国领导人夫人的风度,更谈不上给中国人丢脸。如果说对王光美同志有意见,认为她有错误,不该穿旗袍、戴项链,批评王光美的错误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恶作剧。结果,据说在中央文革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经过密谋,干出了文革中轰动全国、全世界的“精彩之笔”。为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刘少奇子女遇车祸为诱饵,把刘少奇夫妇骗到了医院。经周恩来的干预和批准,刘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华园接受批判。于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给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单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项练,进行批斗。当时我和韩爱晶等人在北航听去参加会的学生回来一说,感到很好笑。韩爱晶不以为然地说:“蒯大富这种搞法,纯粹是恶作剧,太不严肃,容易让人家抓辫子。”

    王光美同志当时受到了奇耻大辱,换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饶恕蒯大富和造反派们。王光美同志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多年,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并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中国文革中的大悲剧。多年之后,王光美见到了曾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的王力,她热情地握着王力的手说:“你也是受害者,你当了替罪羊。”但对蒯大富等人,她就没有那么大的气量了。王光美女士后来淡出政治,老年致力与爱心慈善事业,受到了人们的尊重。2006年10月13日,王光美与世长辞,终年85 岁。

    书归正传。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 .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4 .14”同时抛出了一份后来被陈伯达和毛泽东称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宣言书——“4 .14思潮必胜”,其作者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4 .14的理论家”的周泉缨。

    当时有人向我报告说清华大学出了一张很厉害的大字报,我立即去清华园详细地看了周泉缨的大作。他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醒,只可惜我当时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缨的才华和文笔的同时,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个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将来很可能成为曾国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们一些人的手里。

    所谓“4 .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 .14”思潮认为,像蒯大富之类的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派”、极左派,是一帮“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让他们帮着造反打江山,不能让他们坐江山。为了防止他们篡党夺权,不如现在就把他们干掉。这些观点在文革初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泉缨后来又因反陈伯达被关押了一年多,毛泽东知道后,下令把他释放了。

    文革中的“4 .14”思潮或观点,是一个非常深奥和复杂的理论问题。笔者认为,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4 .14”思潮和理论绝对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从历史的实践看来,“4 .14”思潮却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开始几乎都是“痞子”搞起来的。这些先天不足的“ 痞子”们打江山时绝对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胜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来,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甚至为了个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败告终。李自成、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这里。看来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共产党刚开始革命造反时,不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和骂为“土匪”、“痞子”吗?

    笔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头头(包括本人在内)都不能说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气。但是,什么人身上没有“痞子”气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贵、血统纯正的人们和忠厚老实、明哲保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老好人和逍遥派吧?但是,若说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和栋梁,笔者至死不敢苟同。(注:真正有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独立见解的所谓逍遥派除外。)古今中外,历代皇帝和统治者大都是由“痞子”变化来的。当了皇帝的“痞子”对帮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割地封候,委以重任;二是当替罪羊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这点,古今中外,皆莫能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统统当替罪羊杀掉。可惜,连脱胎于封建社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最后还是上了“4 .14”的当,重韬了某些历代皇帝的覆辙。

    当时,蒯大富等人对“4 .14思潮”恨之入骨,同“4 .14”造反兵团势不两立,两派整天互相攻击、对骂,不共戴天,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园搞得乌烟瘴气。

    由于蒯大富的“井冈山”和“4 .14”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清华大学的大联合一直无望,成立“革委会”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时间,联合似乎有望。周总理表示,只要清华大学两派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他一定出席祝贺。蒯大富十分高兴,请“林副主席”为清华革委会成立题词。林彪很聪明,他对清华大学革委会只字未题,他题的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林彪题字的“四个伟大”的由来。

    蒯大富的命运本来应该不错,只要他同“4 .14”联合起来,成立了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周总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华大学将是蒯大富的一统天下,象北航一样。可惜沈如槐、周泉缨等人早已看准了这部棋,故意搅乱了蒯大富的黄粱美梦。

    笔者认为,如果当时清华大学很快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就不会发生武斗。没有武斗,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不会(也没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军去“占领”。这样,蒯大富等人就不会那么快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的命运和历史起码要延长,甚至文革的历史要重写。这是鄙人一孔之见。可惜,这个本来可以出现的局面被“4 .14”的好汉们击得粉碎。用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周泉缨的“4 .14思潮必胜”大字报改写了中国文革的历史。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 .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

    清华“4 .14”当时对北航红旗应当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知道我们和蒯大富关系不错,请我们出面给蒯大富做做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 .14”几个“议员”名额。

    “4 .14”的头头说得怪可怜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 .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 .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 .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如出一辙。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历史的悲剧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觉不自觉地上了“4 .14”的当,把“4 .14”和”地派”当成了最危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从而大加讨伐,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武斗。1968年的夏季,清华、北大的武斗达到了高潮。两派的头头们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令所有的人非常头痛。谢富治曾带领我们北航的头头们去清华一次,想制止武斗,结果进不了封锁区,扫兴而归。中央文革、周总理也没有办法,直至后来惊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历史证明,1968年夏季北大、清华的大武斗,最后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彻底完蛋,同时也“连累”了全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是最后导致文革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作为文革中没有武斗的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等全国许多红卫兵造反派组织都跟着倒了霉。笔者不客气地说,单从这一点上,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和他们的武斗对手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死有余辜”。

    历史无情地把周泉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4 .14”最后胜利了。“4.14”的遗老遗少们及其幕后高人们得到的是“顶戴花翎”,而被“4 .14”骂为“痞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和大批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变成了阶下囚。

    笔者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也好,全国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了争权夺利也好,为了某种观点和信仰也好,武斗的双方绝对不可能一个是人见人爱的“林妹妹”,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

    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笔者拜读了该书,认为该书比较客观地全面介绍了清华大学文革中两派斗争的历史。但是沈如槐先生似乎还醉心于当年的派性迷雾中不能自拔,这点,书中多有流露。之前笔者曾道听途说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尽释。令笔者吃惊的是,事过36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沈如槐在书中仍然对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镜。

    在书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 .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围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圆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些问题,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说,都是与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劳”。如果历史地、宽宏大量地看待,应当都是“小将”犯错误,都是一般缺点错误。但是,蒯大富可能因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17年;(注:陈伯达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 .14”这三个字的光,属于“一般缺点错误”,并差点混入政界高层。在这一点上,清华大学党委和上级领导果真是英明伟大,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飘零。

    笔者痛骂自己上大学走错了门,上错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发了“红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劳”比沈如槐老弟差远了,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也!特别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没有炸毁高压线,而且夜间亲自带人站岗保卫过北航西边的高压电线杆——那是为天安门和中南海送电的。但是,茫茫苍穹下,有阳光普照之处,必有淫雨纷飞之地。后来上面某些人和北航党委“指挥”我厂党委给本人来了个属于“三种人”的“严重政治错误”,由此毁了本人的一生,此为后话。

    后来,“死有余辜”的“蒯匪”没有被“4 14”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而是被“历史老人们”送到监狱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报曾介绍过蒯大富的传奇故事,写他刑满释放之后被山东蓬莱地区私企老板请去当了总工程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书将以“独家新闻”继续介绍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点消息,借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东风,蒯大富如今在深圳当个体户,办公司,当老板,据说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注:关于周泉缨的后来,本书略做交代。多年之后,周泉缨在网上看到了本书《逝者如斯》,很感兴趣,主动与我联系。从此,笔者与观点仍有某些分歧的周泉缨先生交了朋友。令人高兴的是,周泉缨早已经抛弃前嫌,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他对蒯、韩二人有着中肯、实事求是的评价。笔者认为,周泉缨是中国文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据周泉缨自己说,他当年拿蒯大富和陈伯达开刀,就是要将毛泽东的军,逼毛泽东“改弦更张”。周泉缨出狱后毕业分配。文革后的周泉缨命运大起大落,政治上先是得宠于胡耀邦政权的信任和器重,入了党,当了官。后来又因自己的政治行为一落千丈,再一次入了共产党的监狱。出狱后经商,又遭执政权奸暗算,丢了饭碗。命运的乖舛使他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从此他靠夫人养活,与世无争,闭门读书、写作。如今的周泉缨,虽不入凡俗,但仍然是“政治狂人”。他现在定居广州,正在潜心研究佛学和文革历史,探索着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并提出了自己惊世骇俗的的许多理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是拯救人类社会的灵丹妙药。不久前,他把自己由香港出版的两本大作赠送于我,一本是《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一本是《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中皆有许多独到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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