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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




    随着文革斗争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逐渐形成了“天”、“地”两大派。

    1966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怀。结果,“北航红旗”的人马先抓到了彭德怀,后被“地院东方红”的人抢走。从此“北航”和“地院”结了仇。据我所知,这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随着学生们的“大串联”和红卫兵杀入社会,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之间的矛盾也带到了社会上和工厂里。由于北航的学生们出身好,而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出身相对复杂一些,因此北航红旗的学生往往支持工厂里出身较好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连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拥军的“五。一兵团”),而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往往支持出身比较复杂比较极左的一派,双方往往为此大打出手。

    毛泽东1966年“8。18”接见红卫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学生“联动”为主的老红卫兵抢先“注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即“一司”)。当时作为造反派代表的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联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戏称“司令”。对此,北航红旗无动于衷。韩爱晶说,他们是大杂烩,我们不理他们。后来,北航红旗联合了一些学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 韩爱晶派红旗战士陈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作。后来,老红卫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响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红旗的名气,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干的“坏事”多,因此“首都三司”在中国文革中的名气和影响比较大。

    所谓“天”者,航空学院也,“地”者,地质学院也。后来,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井冈山兵团”是“地派”的;蒯大富的“ 清华井冈山兵团”是“天派”的,对立派“4 .14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天派”的。历史的事实是,“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在各自的学院里都是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注:反对者当然大有人在,但没有形成组织。)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也分别向“天、地”派靠拢、组合,最有名的七机部(现在的航空航天部)的两大派“九.一六”(天派)、“ 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京“天、地”派的斗争。而在中央文革内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纵和挑动,“天、地”派矛盾越来越深,斗争越来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仅一路之隔,却互相视若仇敌,双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击、谩骂。当时,《北航红旗报》和北航红旗广播站在讨伐“地派”的宣传战中首当其冲,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各方都有作战部,作战部都有一个搞情报的班子,专门搜集对方的情报。对方的重大行动、人事变动、主要头头们的档案、中央首长去对方的讲话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地院”王大宾的人晚上曾经爬进北航教学区活动,被我保卫部的人抓到过。谭厚兰也曾派人来北航捣乱,并使用离间计拉拢北航红旗头头中的“反对派”造韩爱晶的反,有一次竟然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保卫部的人用枪赶跑了。清华“4 .14”的人开始对“北航红旗”很尊重,后来因蒯大富同北航红旗关系密切,“4 .14”也开始反“北航红旗”,以至后来发展到捏造事实,用假材料上报康生,差点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枪”事件。

    笔者当时认为,天、地派的广大群众或者说“炮灰”们本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动加上头头们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很全面。当时,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理解不深,甚至认为伟大领袖“言之过重”。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别是他们的头头们)不是一般的观点分歧,而是对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如建党建国方针、组织路线问题、文化战线问题、两条路线(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问题、两条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问题、17年的基本评价问题、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党内有无走资派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很难“合而为一”。其中以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和沈如槐的“4 .14”兵团的分歧为典型代表。历史证明,这些分歧始终没有调和,没有统一,最后只能以“胜者王侯败者贼”——保守派代表人物升官发财,造反派头头下地狱收场。

    文革中,中央文革内部是极不团结的,这主要是江青这个气量狭小而又大权在握的“旗手”从中作梗所致。不知为什么,中央文革内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青死瞧不起陈伯达,经常辱骂陈伯达,以至逼得陈伯达要自杀。可笑的是,陈伯达这个书呆子为了证明自杀有理,竟查到了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也可以自杀,不算叛徒”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中央文革事实上分“京派”和“海派”。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红旗”派,因为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的人;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后来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帮”。至于江青,基本上是站在“海派”一边的,她先把王、关、戚当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陈伯达,后来又同“海派”组成了“四人帮”。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陈伯达也有矛盾,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边。在对待北京天、地派问题上,陈伯达是天派的后台(笔者亲自听陈伯达自己说过),康生是地派的后台,江青表现得不明显。以上所言,当然是一般而言,在对待文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观点一致,没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或亲自或派人常到北航来,同北航经常联系,关系密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从未来过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欢蒯大富、韩爱晶,很宠他们。张春桥、姚文元对蒯大富、韩爱晶除了利用外,没有好感,经常阴阳怪气地批评蒯、韩二人。康生对“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台,我这话是有根据的,决不是冤枉他。

    在中央文革的挑动下,天、地派的矛盾越来越深,各自都想把对方搞跨。谭厚兰同王大宾和清华“4 .14”打得火热,他们都是“地派”战友,对“天派”的“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十分不恭。蒯大富、韩爱晶很恼火,他俩商量着要找机会教训一下谭厚兰。

    机会终于来了。1967年夏,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内部杀出了一个反对派“造反兵团”。“造反兵团”的头头是位漂亮能干的女将王某某(北师大阴盛阳衰,一把手全是女将),该女将投靠了蒯大富、韩爱晶的天派的怀抱。

    于是,蒯大富、韩爱晶和谭厚兰的死对头“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多次密谋,要把谭厚兰从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宝座上赶下来。

    天、地派斗争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颠覆”谭厚兰的北师大革委会事件。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9。7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争有增无减。

    作为北航红旗的元老,我对天、地派斗争十分不满,我多次劝韩爱晶高姿态同王大宾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矛盾,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韩也认为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但他说关键是王大宾和蒯大富。王大宾支持蒯大富的死对头清华“4 .14”兵团,矛盾没法调和。

    在天、地派问题上,我个人无力“补天”,但很想表现表现,做点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拉了两个保卫部学生抬着墨水捅来到了地院大门口,在地上写了几条大标语:“天地一家,联合起来!向地院东方红战友学习致敬!”署名为“北航红旗一老兵”。

    我的这个举动,没有引起王大宾等人的注意和反应,我十分遗憾。

    后来,北航革委会开会正式决定,派代表团同地院王大宾谈判,消除分歧,联合起来。韩爱晶那天有事,决定派二把手井岗山和我出面去谈。我和井岗山带了几个女学生来到了地院东方红总部,接待人员找了半天王大宾,说没有找到,其他头头也没有露面,我们扫兴而归。我估计王大宾可能是故意避而不见,不知道当时王大宾是怎么想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去地院谈判我疏忽大意,在打电话时把保密笔记本遗忘在了“地院东方红”总部。为此,闹出了几乎天大的风波和故事,见后述。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去地院如果谈判成功,我们再和王大宾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聂元梓、谭厚兰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这样就不会有后来的北京高校大武斗。没有武斗,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7.28大召见”和工人、解放军的占领。这样,红卫兵历史甚至文革历史绝对要重写。

    天、地派的斗争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高校、“五大领袖”倒台才结束。

    事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正象全国两大派的斗争一样,由于有上层政界、军界人物的插手和操纵,关系错综复杂,派性根深蒂固,斗争你死我活,真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笔者认为,任何国家、政党、组织和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权”字和“利”字(不是狭义的个人权、利)。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互相残杀,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胜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话文革中韩爱晶公开说过,被批判为“反动言论”。事实上,这是大实话,是“绝对”的真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看来,笔者当年想劝和天、地派头头的想法和做法实属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争斗中,北航红旗除韩爱晶等头头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过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头头和广大红旗战士基本没有介入天、地派的争斗,而是专注于自己学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特别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文革过程中,包括北航红旗成员在内的北航“父老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反对过周恩来总理。

    2004年4月,中国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的口述访谈录——《十年风雨记事》。鉴于吴德的身份和地位,该书十分畅销。按理,该书应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尤其是对于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读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记忆有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有许多“口误”,有些叙述严重失实,甚至拿历史开玩笑。笔者文革中同吴德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熟悉。据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红旗”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把吴德、刘建勋等老干部从批斗会现场“抢”到北航保护了起来。文革中,笔者和北航红旗战友们对吴德同志十分尊重,因为他当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北航红旗也十分友好和支持(证据很多)。但是吴德同志文革中照样是有错误的,“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他的屁股也不太干净。全国抓“516”运动他是“中央办公小组”的组长,把全国那么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吴老市长是有责任的,但他在“口述”中对此没有丝毫的道歉和忏悔;伙同华国锋镇压“天安门事件”,把拥护邓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两个凡是”都有他的份,否则他后来也不会被邓小平轰下台。

    可能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以留青史,晚年的吴老市长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骂他当年曾经支持过的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包括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五大领袖”。(注:当年吴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五大领袖”是常委。)最为可笑的是,吴老市长在口述中一语惊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

    笔者绝无断章取义、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们都是受中央文革操纵和指挥的“炮灰”和“打手”,这话没错。但说“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这话就令人费解了。不知道这个“一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拥护总理吗?显然不是,只能解释为“一致反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造反派们天天喊“谁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据我所知,文革中,只有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棋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楷等极少数人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但这几个人与北京天、地派的斗争毫无关系。天派、地派的广大红卫兵造反派不但没有反总理,而且许多人誓死保卫过周总理。历史早已证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甚至清华“4 .14”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没有反对周总理。不知道吴德的“天、地派在反总理上是一致的”结论从何而来!

    还有,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笔者曰:江青文革中打击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若说毛泽东骂她是个“大女流氓”,恐怕缺乏逻辑。退一万步说,就算毛泽东骂过江青脏话,也不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骂过的人多了,被骂的人几乎都是好人。毛泽东说江青的好话更多,为什么不引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着那么多中央委员的面,毛泽东和彭德怀不是互相骂过娘吗?而且骂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汉嘛!不会骂几句娘,算什么男子汉?事到如今,毛泽东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某些人说什么都行。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锤,真正是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吴德有德”,看来这话没错。笔者指出吴老市长的“口误”,绝没有“缺德”的意思。吴老市长早已作古,死者为大,同死者打笔墨官司已经毫无意义,但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才推出吴德1993年的口述回忆录,必须遵守认真校对、严格把关、不误人子弟的编辑责任和良心。出书不能只是为了赚钱,还要讲点“游戏规则”,否则,只会被人理解为“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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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争相关的评论

    国子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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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27
    共 1 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