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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航红旗“红一连”问题

      
        北航红旗“红一连”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许多事情,比较有名。

        北航红旗大队人马在国防科委大门口(后移到附近的体育馆里)静坐示威28天28夜取得胜利后,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北航。头头们决定留守一部分人员处理“后事”。因为北航红旗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和支持后,中央文革开始派联络员同北航红旗联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串联和上访人员纷纷找到北航红旗反映情况,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的支持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刘、张(即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问题。文革前刘结挺夫妇是四川宜宾地委正副书记,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击、迫害,夫妇两跑到北京上访无门,找到了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门帮助刘、张把材料递交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刘、张二人很快平了反。文革后被作为四人帮的人抓了起来,此为后话。

    留守下来的学生大约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参加过“28昼夜”行动的“老造反”,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敏锐、激进。他(她)们革命造反意志坚定,活动能力强,能量很大。他(她)们自发成立了北航红旗“红一连”和“全国动态组”,负责接待上访人员,搜集、分析诸如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天、地派斗争和全国各地两大派的文革信息、动态、情报,提供主要头头参考。后来有人也参与过抓“黑帮”、“炮打”徐向前、“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行动,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争,支持外地受压制的造反派,反对过当地军区(如武汉军区)。“红一连”后来归作战部和常委直接领导,是北航红旗主要头头们的秘书、参谋班子。

    文革中北航红旗“红一连”归韩爱晶、井岗山等主要头头直接管理,笔者无权干预。但“红一连”的学生们都是文革初期支持过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朋友(尹聚平就是红一连的成员)。我对他(她)们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地说,“红一连”的同学们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干了一些错事(叫坏事也可),犯了一些错误。“红一连”干的许多事情(无论对错)有的是韩爱晶等主要头头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没有请示主要头头,更没有在北航革委会会议上研究过。这是历史的事实。

    “红一连”的存在主要是1966年底和1967年的事,1968年初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就自动解散了。其成员都回了自己的班级。

    抓“5.16”运动开始后,原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学生们大难临头。许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 受到了严厉地审查和残无人道地迫害,已经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两位女同学在北航长期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迫害,批斗、逼供、体罚、不准睡觉是家常便饭,个别男看守(据说还是复转军人)甚至严重地侮辱她们的人格,使她们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终生残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鹏飞、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受到严厉地逼供、体罚,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残,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须有地定为“三种人”,开除了厂籍,老婆离了婚。如今穷困潦倒,过着凄凉的晚年……这就是北航的抓“5.16”运动!这就是我的北航红旗战友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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