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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连烟台遇险记



    中央武装“北航红旗”后,因考虑到我们不是正规军人,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怕出事,暂没有发子弹,说将来派解放军来军训时再发子弹。没有子弹等于烧火棍,就没有威慑力量。于是,常委们决定让我先设法搞一些子弹,一是用于民兵打靶训练,二是头头们可以先过过瘾,但绝对不准出事。

    我带了几个人,又去了大连。当时大连两派武斗,陆军、海军各支一派,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很多,连迫击炮和鱼雷都有。我通过驻军(我支持过的部队)和群众组织老朋友,要了一些子弹(不需要枪支),派人运回了北航。(注:乘船先到天津,刘建华派车去天津接回。)所谓北航革委会派人外出搞子弹一事,就是这么简单。至于后来北航的“历史学家”们在校史中说的北航红旗“先后两次派人到天津、大连等地冲击部队、抢劫武器。”不知谁干的,反正本人没干。

    对这件事,我始终认为,北航革委会和我本人因中央发了枪没发子弹而带人去大连找朋友要了一些子弹,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错误,我不愿意对自己无限上纲。因为前提是中共中央最高当局已经发了我们数千枝枪。这件事若放在40年后的今天,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拿今天的法律衡量昨天的行为,那么反右运动中迫害整死整残那么多人的共产党的官员和所谓积极分子们(这里面很可能包含北航的某些先生们)是否该枪毙!当时全国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有大量武器弹药,甚至有坦克、大炮、鱼雷等。这些武器不可能都是群众组织抢来的,经历过文革的“地球人都明白”。

    后来北航某些人整我时用的标准语言是,“去大连抢劫解放军的军火运到北京,直接威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用笔杆子杀人谁都会,关键看有没有良心。我真不明白,我怎么得罪了我的母校的某些干部老师们,以至于他们这样丧尽天良地陷害我。当时某些“书呆子们”坐在北航享清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当时外地群众组织手里枪支子弹多得很,若关系好,一要就给,根本用不着抢;况且解放军的军火如何抢,由于北航的老师们没教过我,本人至今不会。至于威胁伟大领袖安全,这话简直是放屁!枪是伟大领袖愿意发给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我们保卫伟大领袖,保卫党中央。一旦右派翻天,我们将跟着伟大领袖上山打游击,没有枪怎么行?领袖既然同意发给我们枪,早晚要发子弹,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北航某些先生们看来很关心和热爱毛泽东,如今可能更热爱毛泽东,这就好。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上,本人笔下留情,不再骂他们,并祝他们健康长寿。恕我直言,当时这些枪支子弹如果不是掌握在北航我戴某人手里,而是发给了其它学校(除北航外的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就交给北航某些一贯正确的“书呆子”们,能不能不出一点事,我不敢保证和恭维。说实在的,一个群造反派群众组织,一个普通的大学学生,在文革中那样的环境中,手中掌握着数千枝枪支弹药,始终没有出一点事,最后”完璧归赵”,没要求给我们记功就不错了。

    书归正传。从大连返回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插曲,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我们住的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是文革中批准搞“四大”的单位。由于我们是拥护和支持大连警备区的,文工团领导又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很安全。那天晚上,大连两派武斗,我们住的楼不知被什么组织包围了。

    楼下枪声响成一片,我怀疑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文工团的领导也很担心,大院都被包围了,出不去。

    前哨文工团是军队现役单位,但都是些书生、美女之类。我怕连累他们,决定带人坚决走。

    文工团王团长说不行,这样出去很危险,一看你们就是外地学生。他建议我们换上军装走,说罢让人拿来了几套军装。

    “他们暂时不敢对现役军人动手,你们大摇大摆地出大门,问题不大。出了门往左是警备区,往右走,直到码头,乘船离开就行了。”王团长说。

    我们立即上楼换军装。这时我和同学小陈往窗外观望,突然挨了一枪。我和小陈急忙趴下,一看,子弹从玻璃窗穿过来,把对面墙打了一个洞,好玄呀!

    我们换好了军装。忙乱中,我穿了一身战士军服,其他几个同学是军官服,四个口袋的。就是这个失误,后来出了大事。

    我领着几个同学,告别了文工团领导和朋友们,向大门外走去。

    门外站了许多端着枪的人,几个同学很害怕。我小声说:“注意军纪!挺起胸来!”便出了大门。

    数十个端着枪的不知道是哪个群众组织人盯着我们,象“夹道欢送”一样,稍不小心露出破绽,就会被抓甚至打死。谢天谢地,幸亏这身军装,没人敢动手,但一直跟着我们。

    我头脑一转,没有向右拐,而是向左警备区司令部方向走去。

    离司令部不远的时候,跟踪的家伙们才撤回去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对大家喊:“快跑,跟我跑!”

    谁知女同学小蔡一下子喊起来了:“坏了,我腿抽筋了“。我和一个男同学上去架起她,向码头跑去。

    总算跑到了码头。“承包”(夺权)了“民主号”客轮的大连群众组织战友们把我们领进了特等仓。

    “唉呀我的妈呀!”大家一个个象死猪一样倒在了沙发上,地板上。

    “民主号”除我们几个人外别无他人,成了我们的“专船”,立即启航,向烟台驶去。

    我来到甲板上,面对浩瀚的大海,高兴地大声唱起了京剧《空城计》。

    到达烟台港后,我们谢别了“民主号”的战友们,立即赶到了火车站。我让同学们把救命的军装换了下来,以后好还人家前哨文工团。我自己的一身战士军装,仍旧穿着,到北京再说吧!

    到了山东了,等于到了家了,我知道当地驻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心里松了一口气。我去售票窗口买票 ,人家向我要“军人通行证”,我说忘了带,结果不卖给我,只好由已经脱了军装的同学买好了票。

    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我到车站广场上转了起来。我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东张西望,动作随便,根本就没想到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这时两个值勤的战士向我走了过来,严肃地说“跟我们走!”

    “干什么?”我大声地问。

    “我们首长叫你去一下!”战士回答。

    不知什么事,去就去。这时我才想起自己穿着军装。

    当时火车站军管了,战士把我领进了火车站军管会办公室。

    一个军官让我站好。坏了,我忘了给他敬礼了(没有习惯)。这时我突然发现,两个持枪的战士站在了门口,我心里想,不好,今天可能要出事。

    “哪个部队的?”军官问。

    “大连警备区前哨文工团的。”

    “叫什么名字?”

    我报了真姓大名。

    “干什么的?”

    “拉板胡的。”

    “身上有武器吗?”

    “我穿着单衣,一看就知。”

    “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什么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蒙就蒙到底吧!便说:“团长叫王金龙,政委叫李世民。”团长名是假的,政委名也不是真的。

    这时火车快开了,我提出要上火车。军官说:“你暂时不能走,你没有军人通行证,行动可疑,我们要查一下,查清了再放你走。”

    事后才知,其他几个同学见我被扣住了,赶紧上了火车走了。他们知道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们走了就对了。

    军官出去了,交待战士看好我。我心里恼火,但不敢发火,好汉不吃眼前亏。

    等了半天,听见楼下汽车响,我向窗外的火车站广场一看,只见一卡车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跳下了车,立即把大楼包围了起来,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冲上楼,包围了办公室。坏了,事情闹大了。

    那个军官领着年龄大一些的一个军官闯了进来,二话没说,照我脸上就是一巴掌,并立即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

    “解放军凭什么打人?”我捂着腮帮子大声地喊。

    “我们不打好人。老实交待,谁派你来的,一共几个人?”老一点的军官问。

    “我们打电话查问了,大连前哨文工团没有你这个人。”第一个军官说。

    他妈的前哨文工团这些书生,干好事不干到底,真不够朋友。他们一定认为我出了大事了,一口否认倒也不算什么大错,免得受牵连。

    “毛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的人多了,你们要干什么?”我说。

    “我告诉你,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不管你们从台湾来,从南朝鲜来,一个也跑不了,有来无回。”老军官说。

    “什么?你们把我当成特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老子是“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武装部队司令,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不得不说实话了。

    对方一惊,问我有什么证件,我说没带。

    这时我突然想起,“北航红旗”的学生张长元是烟台人,文革中在烟台参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驻军,被烟台革委会选进领导班子。烟台市革委会上报了山东省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给北京市革委会和北航革委会来函借调此人,是我经办的。我批示”保留学籍,同意借调。”

    “你们市革委有个张长元吗?你们问他好了。”我没好气地说。

    “好好好,你等一会。”军官们走了,一会儿,一个战士给我送了一杯水来。半小时后,车站广场开来一辆小轿车,我一看,果然是张长元来了。

    张长元一进门就喊:“老戴,老戴!”又对军官们说,“你们怎么搞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把我的领导抓起来了。”

    两位军官赶紧上前同我握手,一个劲地道歉。我笑着说:“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说晚了。”这时,只见岗哨和全副武装的战士们全撤走了。

    张长元笑着说:“真玄呀!他们把你当成登陆特务了,看守所都准备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给军官们留下了姓名,电话,欢迎他们到北京找我玩,并把”北航红旗”的纪念章和几枚精致的主席象章送给了他们,他们十分感谢。

    我谢绝了军管会和张长元的挽留,他们送我上了烟台到北京的列车。

    到北航后,大家正为我着急,我把故事讲给大家一听,大家都乐坏了。

    后来,工、军宣队进院后,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戴维堤大连搞军火,冒充解放军,差点被打死,这话一点不假,我诚恳接受批评。

    我带领人马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搞回了一些子弹,后来又陆续从外出串联的学生手里收缴了一批子弹、枪支、手榴弹等。这些弹药都是真家伙,弄不好要出人命。我自知事关重大,于是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我挑选了几个绝对可靠的学生管起来,并下了死命令,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准领一发子弹。我们认为,北航革委会是一级政权,中央授于我们武器,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出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北京卫戍区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以革委会军事委员会名义下了通令,谁若胆敢私自动用武器、弹药,“北航红旗”武装部队和组织保卫部将按“军法”处治。

    有了子弹,革委会常委和保卫部组织了两次赴西山打靶,我和许多学生过了枪瘾。

    有一次,北师大一伙人开着卡车来冲击北航,被我的人拦在了门口,双方在门口打了起来。我让“红武连”紧急出动,开枪把对方的车轮打瘪了,把北师大的人赶跑了。

    北航是国防院校,教学区有解放军站岗。对导弹等保密仓库和尖端实验室,我增派了学生岗哨,保证万无一失。北航西边几根高压线是保证天安门用电的,每逢重大活动和节日,我就亲自带“红武连”的学生们在电线杆下昼夜轮流站岗。在北航保卫部和“红武连”的保卫下,北航文革中连一块玻璃也未打破,这是连反对北航红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有人说北航文革中是重灾户,我又同意又不同意。文革中,北航革委会是北航红旗一派掌权,没有对立派组织,这是历史事实。但正是由于北航红旗一派掌权,北航文革中的“灾难”远比其他高校少,这也是历史事实。当时,北京的高校几乎都分两派,许多学校都在武斗。北京工业学院打死了老院长魏思文,清华、北大等许多大学天天武斗,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连大楼都炸毁了。外地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伤无数。假如文革中北航不是“红旗”一派掌权,而是两派整天武斗,炸毁大楼,断水断电,枪声不断,不敢出门,甚至天天死人,象清华、北大那样,某些人可能就高兴了。假如那样,北航红旗后来日子反而要好过得多,某些反对北航红旗的朋友们很可能也会尝尝当“5.16”分子和“三种人”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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