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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航“8 .24”事件始未




    1967年8月24日,北航发生了打死学生李明清、吴仙虎的严重事件。李明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吴仙虎是工农子弟。

    文革以来,在对待工作组和其它大是大非问题上,北航的许多高干子弟同工农子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反工作组的人们得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于8月20日成立了以工农子弟和中下级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分的“北航红旗”。以保工作组的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土崩瓦解,高干子弟们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他们百无聊赖,有的外出串联,实际是游山玩水,有的谈情说爱,但有的人开始秘密串联,搜集中央内部斗争的消息和情报,把活动转入了地下。随着父辈们受冲击越来越厉害,他们对文革开始怀疑和反感,由开始的“保工作组派”变成了“保爹保妈”派。他们对北航红旗和全国造反派——尤其是蒯大富等人十分仇恨,进而对中央文革直至毛泽东也产生了怨恨情绪。

    从1966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和一些老干部开始挨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的被整,使得一些高干子弟感到“唇亡齿寒、如丧考妣”。北航的高干子弟们同社会上的老红卫兵和“联动”分子们一道,开始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指责江青等人,最后发展到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你毛泽东可以炮打刘少奇,我们为什么不能“炮轰”一下你毛泽东?”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5个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喊冤叫屈的同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大字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全院。

    当时我们刚翻身,北航红旗刚成立4天。作为红卫兵造反派,我们对李明清的大字报坚决反对,但又不得不从心理佩服李明清等人的胆量。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学校。(注:事实上是毛泽东和江青让谢富治放的。)从此,李明清等高干子弟们当起了逍遥派,但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始终耿耿于怀。

    吴仙虎是北航九系学生,当时对他毫无所知。据说他也是老造反,但思想极左,目空一切,因此可能没有参加北航红旗,更不是头头。

    多年之后,笔者才从沈如槐(清华大学414一把手)先生的书中得知吴仙虎的有关情况。原来他文革初期就“跑单帮”,在西南地区串联时曾经和沈如槐等人认识并一起成立了“清华北航南下串联小分队”, 吴仙虎自任负责人。据沈如槐书中说,吴仙虎曾带领他们大闹西南局,抓住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不放,逼着李井泉对他儿子李明清的《炮轰……》大字报表态,企图逼迫李井泉承认自己是李明清大字报的后台。最后李井泉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文字,其中说:李明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北京航空学院写这张大字报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谈过。后来我看到了同学们抄来的这张大字报,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极其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且赞成和支持同学们对这张大字报进行彻底地批判。   李井泉1966年11月4日关于这件事,在北航都少有人知。

    吴仙虎回学校后,不知什么时候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开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年夏,他在北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影射攻击”毛泽东、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红旗。大字报一鸣惊人,吴仙虎出了名,立即受到了红旗战士们的批判和围攻。

    事过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开封串联时,因支持当地造反派,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注:不久,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刘天章同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

    噩耗传来,北航立即炸了锅,北航红旗的战士们气炸了肺。

    当时,北航红旗号称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全国响当当、硬梆梆无人敢惹。我想打死刘天章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北航红旗的。当时,中央刚武装了北航红旗,发了数千支枪。假如打死刘天章的人和单位在北京,那后果不堪设想。

    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上,主要头头们对天鸣枪为刘天章送行。

    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北航红旗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说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也算事实。

    8月24日,恰逢“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发地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后来人群一轰而散,被批斗者都自己回了宿舍,当时并没有死人。惟有吴仙虎被一批学生拉到十二楼前继续审问拷打。

    历史的事实是,这天晚上,恰逢北航革委会在主楼召开全体会议,所有头头们不知道东操场发生的事情。散会后,已经很晚了,头头们往宿舍走。韩爱晶等主要头头们听说十二楼前批斗反革命,绕道走开了。我住十三楼,和几个革委会委员路过十二楼时,见许多学生们正在打吴仙虎。我当时并不知道批斗会的全过程情况,吴仙虎本人我也不认识。我从来反对动手打人,文革中我从未打过一个人,包括小偷流氓。于是我对打人的学生(大部分是“红旗”的老造反们)喊道:“算了,算了,别打了,快回去睡觉吧!”一些学生把我推开,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管不了,快回去吧!”于是我便和几个头头回宿舍睡觉去了。对这件事,我虽然简单地制止了一下(我是唯一出面制止的头头),但没有最后尽到责任,这是我的严重失误,多年来我一直十分内疚。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坚决制止,一是打人的学生都是老造反,有些还是基层的头头,听不进劝。他们正在火头上,我一个革委会委员是管不了他们的;二是我个人认为群众专政嘛!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时打几下也可以。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思想,但我当时绝对没有说过这种意思的任何话,也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打死人。天快亮时,有人叫我起来,说吴仙虎被送到了保卫部的红旗院。我去一看,吴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我立即让人把吴送了校医院,吴因伤势太重,死了。

    我正破口大骂打人的学生们时,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我和革委会委员李某某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塞所致。李明清之死,吓了我一跳,北航谁都知道他是李井泉的儿子,这下子问题就麻烦了。

    我立即报告了常委们。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被批斗和挨打的几个高干子女,文革之初我和他们一块造反,彼此有些了解,后来因观点分歧,分了手,但我对他们并无成见。我理解他们老子被打倒的心情,所以当他们炮打中央文革被公安部抓去关了一段又放回学校后,我并没有难为过他们。这点,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替我说过公道话。他们说北航头头中戴维堤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们可能都被打死或整死了。孙茜玲、赖锐锐等人后来都成了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确实是死里逃生。

    学校出了人命,主要头头们皆很吃惊,韩爱晶说:“这件事同革委会没有关系,谁干的谁负责!我们没有让他们开批斗会,更没有让他们打人,谁打死人谁负责!”韩让我把此事上报了市公安局和卫戍区。

    处理完后事后,北京卫戍区奉江青指示,限令北航24小时内交出凶手。

    文革中被害死、打死的人成千上万,无人问津,屈死的冤魂不知有多少。江青之所以对北航大发脾气,主要还是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中央文革整了大批老干部,包括李井泉,已经不得人心,如今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当然是给中央文革找了麻烦,让“老家伙”们抓住了把柄,所以江青十分恼火,下令抓凶手。韩爱晶立即召开革委会,研究抓凶手的事。

    实事求是地说,韩爱晶在抓凶手问题上,是持坚决态度的,其目的可能和江青一样,为了洗却自己和北航革委会的责任。所谓韩爱晶抵制抓凶手的说法是不对的,但一谈到谁是凶手问题上,革委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经对目击者和参与者调查,一时很难判断谁是主要凶手。批斗会确实是群众自发的,导火线是红旗战士刘天章在河南被保守派打死了,许多红旗战士有报仇心理。批斗会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参与打人的学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学生打得也很厉害,很难说是谁打死的。革委会头头们谁也不敢判定谁是主要凶手并送卫戍区,但卫戍区限令半夜十二点交人,怎么办?

    韩爱晶等人主张,把参与打人者全部送卫戍区,让卫戍区和公安局去处理,该怎么办怎么办!

    但这样大约要送一百多人,这不成了示威了吗?许多人反对韩爱晶的意见。

    我建议,虽然马上定不了凶手,但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卫戍区和江青同志的尊重,可以先派代表去卫戍区解释一下,缓几天时间,等查出凶手,立即送去。若今晚不去人,过不了关。

    众人同意我的意见,许多委员自愿当谈判代表。我是保卫部长,负责同卫戍区和公安局的日常联系,自然算一个。革委会委员匡正芳和徐佛书愿意去。为了解情况方便,吴仙虎的同班同学张平也被选中。

    我们四人正要动身,突然革委会女常委杨瑞云说:“戴维堤最好不要当正式代表。这件事事关重大,需要性格脾气好的人去办,戴急性子,别把事情办砸了。”

    众人同意杨的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不算正式代表,但负责送他们去卫戍区谈判。

    我调了车赶到卫戍区时,正好半夜十二点。

    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我郑重说明了北航革委会的决定,今天实在查不出凶手,但我们有诚意,为了尊重卫戍区,我们特派了三位革委会代表,同你们谈判,希望宽限几天时间。

    哈斯笑着说:“可以,你让代表们留下,你回去吧!”

    我说:“你们谈吧,我等着!”

    一会儿卫戍区来了辆小轿车,让代表们上车,匡正芳、徐佛书和张平随哈斯上了车,立即开走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不好,上当了,哈斯把我给涮了。我急得在卫戍区门口大喊:“姓哈的,我们来的是谈判代表,不是凶手,你要听清楚了!”

    我立即乘车返回了北航,向韩爱晶等人报告了情况。韩爱晶一听,笑着说:“你们走后,我们就议论,你干不成大事,非捅漏子不可。我们早就想到,去的人一时回不来,所以未让你去。算了,这事我来处理吧!”

    我不领情。人是我送去的,许多人都会骂我,我的面子往哪儿放?我要返回卫戍区要人,若不行,我也不回来了,陪着他们坐牢。韩让我别蛮干。

    第二天,我又去卫戍区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顿。哈斯一点也不发火,他笑着说:“我也是奉命行事。你们也替我想想,江青同志和司令部首长们命令我抓凶手,不这样你们什么时候交出凶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凶手送来,我们就放人。”

    结果,匡正芳、徐佛书、张平三人被关进了宫德林看守所(这里曾关过溥仪),受到了极不友好的待遇,徐佛书和张平因解释被打得鼻青脸肿。7天之后,韩爱晶请谢富治写了一张条子——“若果真不是凶手,可以放人。”我拿着条子去要人,卫戍区只放了匡正芳、徐佛书。张平因在监狱里承认打过吴仙虎一个嘴巴,被当作凶手和人质仍关着不放。

    张平的老父亲从东北老家跑到北航来要儿子,天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又哭又闹,搞得我没法工作,后来还是找谢富治写了条子才放了出来。张平被关了7个月零7天。

    那位北京卫戍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哈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后来也犯了错误,被关了起来,不知真情如何。

    后来,工、军宣队进驻北航后继续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历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

    以上就是北航“8。24”事件的全过程。

    李明清、吴仙虎二位同学是好同志,他们不该死。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愿他们的冤魂安息。而文革中被保守派打死的我北航红旗战士刘天章、周锡坤同学,我也借此书也向他们默哀,祝他们安息。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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