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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西山东之行

     
    1967年底的一天,韩爱晶同我商量要出去看看。

    “你挑几个人,陪我到外边去转一转。我总呆在北京,一天到晚开会,外面发生的事了解很少,这怎么行?” 韩说前几天他向谢副总理请假,谢说:“可以出去看看,搞搞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不过绝对不要介入当地的派性斗争。现在全国各省大都成立了革委会,形势总的很好,不要再像对待谭厚兰那样,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否则,我谢富治可保不了你,回来后向中央报告一下,快去快回。” 韩让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学校里这么大个摊子不能出事。韩又说:“你物色三、五个人,陪我一块去,路上热闹。”

    我一听,十分高兴。我除了去过上海、大连,哪儿也没去过,我也很想出去看看。

    韩让我陪他,一是他想去山东看看,山东是我老家,较熟;二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我是保卫部长嘛!正如毛泽东出巡,公安部长罗瑞卿不离其左右一样。罗被打倒后,改由代总长杨成武” 护驾” 。人物身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我从红武连挑几个人,带着武器,保证出不了事。” 我说。

    “要尹聚平也一块去,她是女的,心细,有些事比较好办。” 韩说。

    “她就别去了。” 我反对说,” 有人议论我俩的事,她去了,不更不好说了吗?”

    “这有什么?又不是去游山玩水谈恋爱,这是革命,出去被打死了,回来还是烈士呢?” 韩开玩笑说。

    “那我再找一个女同学和尹聚平作伴。你除了山东还想到哪儿去?”

    “山西最近很乱,陈永贵和谢振华闹矛盾。陈永贵是我的朋友,在天安门上见过多次面,我想去看看他,劝劝他。他一个大老粗,泥脚子,不容易。毛主席很喜欢他。其实陈永贵懂什么?但他是八亿农民的代表。听说他同谢振华闹得很厉害。” 韩的信息并不闭塞。谢振华是69军军长,是山西省支左部队头头,同陈永贵不合,两人个支持一派。但听说67年8月山西平遥县城大武斗时 ,陈永贵被对立派包围在平遥县一中生死不保,谢振华曾奉周总理之令救了陈永贵的命,不知后来二人为什么又闹翻了。

    “还去哪儿?” 我问。

    “ 到你老家山东看看。” 韩说:“山东王效禹不知道怎么搞的?革委会早成立了,为什么山东来北京闹事的人这么多,这需要调查了解一下。”

    “你说对了,王效禹在山东确实不得人心。我回老家时,听家中人说顺口溜:‘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禹和造反派的。”这都是保守派们编造出来骂山东造反派的,我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据说王效禹脸上有麻子,济南的一位造反派头头韩某某焊过铁壶,另一位炸过油条谋生,青岛的造反派头头杨某某贩卖过花生。“王效禹重用的人都是些焊铁壶、炸油条、卖花生的,能成什么气候?” 我不以为然。

    “你怎么净替保守派说话!你不感到这样说很可耻吗?” 韩十分不悦,“革命不分出身,造反不分贵贱,穷人才造反呢!共产党一开始造反时不也被骂成‘土匪’吗?姜子牙还卖过豆腐,刘备还卖过草鞋呢?”

    “我不是说贵贱,真有本事可以。这年头鱼龙混杂,造反的什么人都有。用人不当,反受其累,甚至受其害。我看王效禹够呛,没有好结果。” 我之所以对王效禹不满,完全是受了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影响。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有好有坏,有人对整个共产党不满,有人想捞个官当,有人搞打、砸、抢,都打着造反的旗号。我在大连支持驻军镇压造反派就是这样想的,我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

    韩爱晶说:“别争论了,下去看看再说,你赶紧准备一下,尽快动身。”

    于是,我挑了保卫部的学生朱军和女同学段孔莹,加上尹聚平,共五个人。为了不暴露韩爱晶的身份,我给他办了一个叫“韩大军” 的学生证,我和朱军带了手枪、卫戍区发的持枪证和有关的东西,陪韩爱晶乘火车出发了。

    第一站到了山西阳泉,韩爱晶要看看煤矿,便到了阳泉矿务局。当地的群众组织头头接待了我们,陪我们参观了一下,又找一些工人谈了谈。当时煤矿继续生产,没有停工,也没有武斗。韩爱晶没暴露身份,我们只说是“北航红旗” 的人员,当地造反派已经诚徨诚恐了。我们提出去大寨看看,头头们便用面包车送我们来到了大寨虎头山下。

    大寨座落在虎头山下一条山沟里,进山的入口处设了一个岗亭,有一老警察在值班。陪同我们的头头说,此人原是昔阳县公安局长,现在专门给陈永贵看门。老警察拦住了我们,不让进。

    我上前向他说明,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慕名来拜访陈永贵,请放我们进去。谁知好话说了半天,老警察就是不放行,一会儿说陈永贵不在大寨,一会儿说陈永贵很忙,不见客,来看陈永贵的人太多了。看来,陈永贵的架子还真不小。当时他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还未当副总理。

    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看来还挺麻烦。

    “冲进去!” 朱军说。我忙制止了他。韩爱晶犹豫了一下,走到了老警察面前。

    “老同志,我叫韩爱晶,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我同陈永贵同志是好朋友,我来看看他,你通报一下好吗?”韩活象一个小学生。当时,“五大学生领袖”的名字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韩爱晶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什么?你就是韩爱晶?你怎么不早说?” 老警察一惊,马上说:“好好好,我马上同陈永贵同志联系一下。”

    老警察进了岗亭打电话,我们会心地笑了。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一听是韩爱晶,欣喜若狂,立即握住韩爱晶的手向长向短。

    老警察打完电话,出来点头哈腰地笑着说:“陈永贵同志请你们去。”

    我们告别了老警察。陪同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认识陈永贵家,把我们带到了一排整齐的窑洞前。

    陈永贵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我们让进了窑洞。里面挺宽畅也很干净,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包饺子。

    “这是我老伴。” 陈永贵介绍说。后来才听说,陈永贵的老妻去世了,这个女人是后娶的。

    陈永贵还是那付标准形象,头上缠着白毛巾,瘦瘦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仿佛虎头山上的山沟沟。

    在这间举世闻名、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韩爱晶和陈永贵聊了起来。

    陈永贵询问了北京和中央的一些情况,又向韩爱晶介绍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发了许多牢骚,并大骂谢振华,说谢振华支持一帮人整他,要砍倒大寨这面红旗。韩爱晶劝陈永贵姿态高一点,同谢振华握手言欢,团结起来,山西的事就好办了。陈永贵一听就火了:“什么?我同他握手言欢?他和张日清要把我打成汉奸,说我给鬼子干过事,到中央告我的状,整了我许多黑材料,要致我于死地。我与他不共戴天,没法联合。” 陈永贵的话吓了我一跳。

    “谢振华不是救过你的命吗?” 韩爱晶那壶不开提那壶。

    “那是周总理命令他救的,他不救也得救。他一边救我,一边喊打倒我。” 陈永贵的话把我们都逗乐了。

    韩爱晶建议陈永贵去趟北京,找江青同志谈谈,给主席写封信,把有些事向主席说清楚,主席会保他的。他捡陈永贵爱听的话大声地说道:“陈永贵同志,你放心吧,你这面红旗谁也砍不倒,除非你自己倒下。毛主席需要你,你是八亿农民的代表,谢振华不懂政治,他不该整你。”

    陈永贵十分高兴,要留我们吃饺子。

    “我这里从来不摆宴席,条件不好,谁来了都是吃饺子。” 陈永贵笑着说。

    人太多,我们不好意思留下吃饭,便起身告辞。陈永贵送我们到了山下,我们请他回去了,然后登上了虎头山。

    在夕阳照耀下,山上的梯田一层一层的,十分壮观。山顶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是接雨水用的,大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

    韩爱晶建议在虎头山上留个影纪念。朱军、尹聚平、段孔莹和韩爱晶站在虎头山顶上,韩爱晶披着一件军大衣,伸出右臂,指着前方笑着说:“看,象不象林副主席?” 众人扑嗤一声笑了,我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

    “就你那瘦猴样,还象林副主席?象刁德一还差不多。怪不得人家说你是野心家、阴谋家。” 段孔莹等人说。

    韩爱晶正在兴头上,不以为然:“野心家怎么啦?古今中外搞政治的人,哪个不是野心家?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不想当皇帝的不是好百姓,就看你一心为公还是一心为私。你问问陈永贵,他想不想当皇帝?中国人就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口是心非!”

    返回阳泉的路上,陪同我们的当地造反派头头讲了陈永贵的一些情况。有人揭发陈永贵当过维持会长,给鬼子干过事,当过汉奸。对立派抓住这一点要治陈永贵于死地,但陈永贵说干维持会长是上级同意的,有当时八路军首长的证明。当时为了应付鬼子,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出面同鬼子周旋。陈永贵当年胆大心细,能说会道,人缘也好,是合适的人选。这件事解放后组织上有结论,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如此。但这事挺玄乎,说你有问题就有问题。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事也就是陈永贵,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告别了阳泉的朋友们,我们乘火车去了太原。

    太原古城,到处乱哄哄的,高音喇叭吵得人透不过气来。大街上,一队队的群众队伍正在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人们边行进边呼口号。只见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偌大的镜框,里面是毛主席象。我们感觉很新鲜,在路边驻足观看。一会儿,又见一支队伍过来了,队伍里有许多老头老太太,也有小孩。随着一声吆喝,突然人们手舞足蹈起来,那动作又象扭秧歌,又象现代的迪斯科,十分滑稽可笑,我们看呆了。韩爱晶问:“这是干什么?” 我说:“你连这都不知道?这叫忠字舞,东北大连都跳这个。” 韩说:“难看死了,毛主席看了一定会生气的。” 我拉了他一下,“小声点,别让人听见,把我们当坏人抓起来。”

    太原大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有保陈永贵、刘格平的,有保张日清、谢振华的,各说各的理。我们在大街上胡乱转,观看风土人情。不知为什么,觉得老有两个年轻的军人远远地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里,这二人就跟到哪里。我因身上有枪,也未在意。路边的小吃很多,我们肚子也饿了,便进了一家较干净的刀削面馆,找座位坐了下来。

    我爱吃刀削面。北京西单附近的一家山西刀削面馆,我去吃过,味道不错。今天这可是正宗的山西刀削面。一口滚开的大锅前,一个胖厨师站在锅前足有两米远,头顶一块湿布,上面放着一块脸盆大的面团。两只手各拿一把刀,左右开弓,唰唰地在头顶上削着面团。只见那些大小长短差不多的面条子准确地落进两米外的大锅里。厨师一边削着面,一边谈笑风生。我看呆了,连声叫好。我们叫了几碗面和小菜,我又要了一杯杏花村老酒。

    韩爱晶等人不喝酒,等着刀削面。我喝着酒,朱军要了一大碗山西老陈醋,陪我喝起来。

    作为山东人,我以前对山西印象很好。据传说山东、山西原来是一家,后来杨二郎赶山,把太行山赶到了中间,把山东、山西分开了。我对山西的启蒙印象是美丽的,纯朴的,悲壮的。从杨家将的故事,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以及郭兰英的“白毛女”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郭兰英那“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的美妙歌声,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女老少,使我从小成了郭兰英的追星族。不料到山西后,看见的是一片荒山野岭,枯树野草,满目荒凉。城市里破旧脏乱,一片狼藉,与我心中的美好印象相距甚远。我借着酒兴,大发起感慨来。

    “谁说山西好风光?骗人!山西这地方比我们山东差远了,我们山东有泰山,有大海,人杰地灵。” 我的话惹得周围许多人看我。

    韩爱晶笑着说:“你错了,山西是块宝地,是中国的煤都。这里也人杰地灵,许多中国人的祖宗都是山西的。关羽、杨家将、寇准、柳宗元、闫锡山、徐向前、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特会作买卖,开钱庄,不过山西人特精,扣门,会算计。山西人特懒,一年不洗澡。”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祖宗就是山西的,忙说” 谁说山西人懒?山里农民一年不洗澡倒是真的,我老家的农民也是。北方太冷,缺水,不象你们江苏,渔米之乡。”

    韩瞅了两个女同学一眼,狡黠地说:“山西姑娘长得漂亮,山西历史上出美人,也出妓女。”

    两位女同学骂韩胡说八道。我接着说:“这倒不错。你们知道‘苏三起解’吧?那苏三就是山西有名的妓女,她是洪洞县的。” 我借着酒劲,侃了起来,“ 那苏三绝对是美女,不过命太苦,十三岁就卖给了妓院,老鸨给她起了个艺名‘玉堂春’。那玉堂春16岁时开始接客,第一天就被公子哥儿王金龙看中并包了下来。后来王金龙花光了银子,被鸨儿赶了出来,苏三也被卖给了财主王延林。那王延林的大老婆吃醋,想毒死苏三,结果毒死了王延林。大老婆嫁祸于苏三,苏三被判了死刑,押往太原会审。那解差老儿崇公道有一句名言,不知你们知不知道?” 我上中学时,就看过京剧全本“玉堂春”,对剧情和唱腔倒背如流。韩爱晶等人对京剧不爱好。我继续说:“那几句念白是‘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我看山西的情况就难说,刘格平和陈永贵是一派,张日清和谢振华是一派,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很难说谁对谁错。” 我一下子引到了现实。

    “是呀!两派的斗争你死我活,势均力敌。中央支持刘格平、陈永贵他们,张日清的省军区和谢振华的69军不干,局势很难预料。” 韩爱晶说。

    “谢振华肯定要倒霉,光一顶砍大寨红旗的帽子就够他呛的。” 朱军似乎有先见之明。

    “苏三有一名言,叫做‘洪洞县里无好人’。要是现在,苏三非被洪洞县的人打死不可。其实,苏三当时骂的是贪官污吏。我看洪洞县是沾了苏三的光,才出了名。现在我怎么觉得全国变成洪洞县了,你骂我是坏人,我骂你是坏人。这样坏人是不是太多了,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我说。

    韩爱晶正要说什么,这时,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带着猪肉汤香味端了上来。我们停止了议论,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也可能太饿了的缘故,只觉得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从太原到济南的火车。有两个似见未见过的解放军同志也跟着我们上了车,坐在我们附近,始终一言不发。记得这天正好是1968年元旦,车上人不多,服务员把水饺送到了每个乘客面前。

    车上有几个赶回家过年的上山下乡“ 知青” ,我们同他们聊了起来。“知青” 们把我们当成了知音,向我们诉了许多苦,说他们如何如何困难。当地可耕地少,到处是荒山秃岭,老百姓生活很苦,有的连饭都吃不饱,有些老百姓并不欢迎他们。当地许多乡、村干部多吃多占,甚至欺压百姓。段孔莹、尹聚平等人受了感染,竟然跟着” 知青” 们反对起“上山下乡” 来。列车上什么人都有,公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上山下乡” 政策表示不满,是很危险的。我看事不好,只好劝这些“知青” 们克服困难,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意义,并用我自己小时候在农村受的苦来“开导”他们,劝他们“不怕苦中苦,当好革命接班人” 。韩爱晶在一旁听着直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纯粹说了一堆”屁话” 。

    火车往东越过太行山,穿过了河北省,到达了山东德州。旁边的两个解放军同志下车走了。火车改往南行,向山东省会济南开去。

    山西之行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未到晋东南、五台山等好地方,所以对山西留下了贫穷落后的印象。这是我唯一一次去山西,从此再也没有去过。

    数小时后,火车过了黄河大桥,开进了济南车站。

    “济南府,景致全,四面荷花三面柳,千棵芦苇万朵莲。北门里头北极庙,南门外头千佛山,大明湖里轻舟泛,最有名数趵突泉……” 小时候的歌谣至今能背上几句。由于放假时皆路过济南,所以我对济南较熟,韩爱晶等人是第一次来济南。

    文革高潮中的济南,同山西太原差不多,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乱哄哄的。道路狭窄,高楼不多,汽车也少,不很繁华。

    第二天,韩爱晶他们去千佛山玩去了。我去了有名的“山东大学” ,见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同学赵忠池。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部队调干生,共产党员。他文革初是当然的铁杆保皇派,曾跟老校长等人一块挨斗。他因坚持“保皇”,顽固不化,被造反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的学生们视为“小黑帮”,学校最大的学生走资派。他也拉了一派学生成立了“敢死敢埋战斗队” ,同“主义兵”的“敢死队”对着干。“主义兵” 扬言要整死他,他到北京串联时跑到北航找我躲了一阵。我劝他不要同造反派对立,他不听,一直是坚定的保守派头头。我今天来找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山东的文革情况,并同赵忠池探讨一下某些重大问题。

    赵忠池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愿意同我聊聊。

    赵忠池先问了一些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介绍了山东的一些情况。他坦率地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很不理解,很不赞成,尤其对王效禹在山东的所作所为不敢恭维。他不明白中央为什么要支持王效禹。

    “你是有名的北航红旗头头,你们常见中央首长,你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采用这种搞法?” 赵忠池不是草民,他是山大学生会主席,他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要听听我的高见。

    我说:“你出身好,当过兵,是共产党员,是学生会主席,水平比我高。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当然是搞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农兵掌握政权,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怎么,这点我们没有分歧吧?” 赵忠池说。

    “不,有分歧。不过不是你我的分歧,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你看过《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吧!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你看了吧?他认为资本家剥削有功,主张中国要补资本主义阶段的课,认为中国应当先搞资本主义,等经济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在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中国行不通。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共产党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多的革命先烈牺牲了。他刘少奇、邓小平也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苏联战后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先搞起来而且能成功的,而赫鲁晓夫却认为应当先搞资本主义。他要改变苏联的所有制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同赫鲁晓夫是一致的。而复辟了资本主义,一切都要变,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也不可能保住,从执政党变成非法党或在野党,工农兵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重新伦为资本家的奴隶了。我认为毛主席对这一点已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掀起全国全民的防修反修浪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形式。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就应当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整下去。不知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我坦白而诚恳地说。

    “我也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赵忠池说,” 但整刘少奇,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呢?毛主席这么大的权威,开个中央会议免了刘少奇的职不就行了吗?何必这样大动干戈?现在全国大乱,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共产党的组织也都瘫痪了,国民经济也乱了套,毛主席这种作法我们很不理解。我们认为老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些人有缺点错误是可以改的,他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他们没有反毛主席。如今把他们全打倒了,有的斗死了,有的被逼自杀了,这不是不得人心吗?我们感到这种搞法是有问题的。”

    “你讲的这些也对。不瞒你说,我也有同感,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北航红旗也不主张打倒一切,我们也保了许多老干部,有些喊打倒的也不一定真打倒。但任何一场大革命,总有主流支流问题,总要付出代价,总会有失误之处。光看支流,光看失误,以此否定革命,这是历来机会主义者的作法。列宁说,两个拳师对打,你能保证哪一拳应该打,哪一拳不该打吗?现在许多老干部已陆续解放了,我看最后打倒的干部没有几个。有些干部平时工作中有错误,有民愤,群众冲击一下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有些干部早已经蜕化变质,只顾自己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这些人事实上就是走资派,群众造他们的反,我看没有错。毛主席说,当官就要有群众监督,没有群众监督,有些干部就会变质,就会贪污腐化,最后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建国以来,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但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思想准备,认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不愿继续革命了,逐渐把老百姓忘了,这些人事实上就是民主派,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有的人脱化变质,欺压老百姓,打击迫害群众,群众没法监督他们,更不敢造他们的反,连提个意见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很不正常的。毛主席认为,这些年来,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的政权事实上是被坏人把持着,光靠整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毛主席下决心搞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是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革以来,毛主席给了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利,人民群众才敢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只有毛主席有这个魄力,敢于发动群众造反。天下大乱不可怕,大乱才能大治。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这就很说明问题。对当权派,当然要具体分析,这里面有走资派,也有犯错误的好人。我们北航红旗也不同意把老干部都打成走资派,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还是占大多数嘛!就是走资派,我看也应当一分为二,也不见得全打倒嘛!但你工作中有错误,群众提提意见,写大字报‘炮轰’一下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最近主席说,走资派中也有好人,‘走资派’是一种错误,改了就好,不一定都打倒。这说明主席不想打倒太多的人。真金不怕火炼,当官的受受冲击有好处,其实我看文化革命最后打不倒几个人。”

    “最后不说,现在这种搞法就够戗!那么多枪林弹雨过来的老干部整天低头弯腰挂牌子批斗,戴高帽子游街,这哪里是提提意见?设身处地地想想,寒心不寒心?要是我,我才不干呢!谁打了我,斗了我,我将来不把他们致于死地才怪呢?我是当兵的出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当官应当有当官的气量。群众运动嘛!毛主席说要正确对待。你没有错误,又不是当权派,群众是不会斗你的。”

    “我是学生会主席,他们把我打成最大的学生走资派,斗的我可苦了。”

    “派性。你可能也整过别人。我看你还是正确对待为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您对中央文革怎么看?”

    “中央文革里全是文人,他们有理论有能量,但对有些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我们不敢恭维。把全国那么多人打成保守派,把几乎所有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全国搞得这么乱,中央文革是有责任的,尤其是江青同志。再进一步的话我就不好说了,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嘛!”

    “我纠正你一个问题,文革一开始,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首先把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了反革命。不知你们学校如何,我们北航就是如此,我们造反是逼上梁山。我们按照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起来造反,可是你们总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你们不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对走资派就知道保,这是事实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全国大乱不是我们造反派的责任。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是党中央领导文革的合法机构,它代表党中央,也代表毛主席。我说的是大是大非问题。”

    “这很难说,我认为有的能代表,有的不能代表,很难说。当初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的首长呢!”

    “假如中央文革的言论和作法完全代表毛主席呢?”

    “您这样认为吗?这事我不好说了,你不要引导我犯错误。”

    “没有那个意思,今天没有外人,交流思想嘛!我很愿听听不同意见。你们是不是认为主席不该搞文化大革命?”

    “可以搞,但不是这种搞法。要依靠各级党委,有组织地揭发批判坏人坏事。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的搞法只能把全国搞乱。”

    “你认为依靠各级党委领导能打倒刘少奇吗?有的党委要是被坏人把持着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的分歧了,相信不相信大多数干部、大多数党委是好的,还是全烂了?现在全国只听中央文革的,只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这不是架空了吗?一个宝塔,光顶上金碧辉煌,下面全烂了,还能长久立得住吗?还叫宝塔吗?您说对不对?”

    “有道理,基础不能烂,不能垮,你说得有道理。你对‘5.16通知’怎么看?”

    “5.16通知中主席的话很严厉,说得很严重。对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像主席说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也造他们的反,我们不是什么都保,但要用事实说话,不能扑风捉影。我认为主席言重了,太悲观了,这话不该说。”

    “没关系。‘5.16通知’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动员令。我们造反派就是根据‘5.16通知’的精神起来造反的。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话不是危言纵听,中国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这点我不敢苟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资本主义阶段,谈何复辟?”

    “没有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刘少奇他们想走走试试。这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条死胡同。”

    “刘少奇他们也是老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我就不信他们会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本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上台,把国家财产和公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让社会财富集中在一少部分人手里,广大工人、农民重新伦为奴隶和长工,受压迫受剥削。你们所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看可能就是这样吧!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广大共产党员、工农兵是不答应的,那时会造他们的反的。”

    “我看难说。你们这些党员同志历来听上面的,听领导的话。到时候下个中央文件,就把你们束缚住了。况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不可能那么傻,一夜之间让共产党员、工人、农民人头落地,宣布自己要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那样赤裸裸地搞,很可能要一步步地搞,甚至先让你得到一些好处,尝到一些甜头,最后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这些保皇派不象你们理解的水平那么低,当然有人很糊涂,永远不敢造反的也有。草民百姓,不闻政治,逆来顺受的还是占多数。但我们很多人是读书看报的,有头有脑的,真造起反来,我们不比你们差。我们的组织就叫‘敢死敢埋’战斗队,你敢死,我敢埋!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来,不怕死的不是秀才们,还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当过兵的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谈何容易?”

    “那我要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呢?例如毛主席百年之后,有人可能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或社会主义的招牌搞资本主义,那时候怎么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你我都说不太清楚,多年以来许多大人物也一直争论不休。但它的基本理论我们还是知道的。我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就是马克思说的物质是基础,物质第一。僵化、教条、极左的东西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民意的。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大旗我看将来不打也罢。社会和组成社会的元素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首先应当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最后必然要导致政党和主义的消亡。将来的事情要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假设是不行的。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天然的合理性。这正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人要生孩子一样,没有办法阻止。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到时候再说。如果对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老百姓自然会拥护的,叫什么主义那是文字游戏,或者说无关紧要。否则,让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你叫共产主义也是白搭。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穷,资本主义国家富,这是个现实问题。人家忙于建设,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我们忙于革命,忙于夺权,忙于武斗,这怎么行?我是学外语的,外国的事知道的多些。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同西方世界差距很大。当然基础不一样,但日本、西德是‘二战’战败国,基本上是重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看《资本论》时,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即资本积累阶段地分析和批判十分正确和尖锐,但受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和预言就很难说了。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其中它会不断完善的。它的经济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涨船高,你让它怎样灭亡?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只讲革命,不发展经济怎么行?难道贫穷落后就是社会主义?如果说我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搞到天堂里去了,超过了美国,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我看这正是马列老祖宗和老百姓所希望的。你骂我是资本主义,那是你的事,历史和人民群众认可就行。”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很有道理。看来你对资本主义很有研究,也很欣赏。不过起码目前看来,我认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没有过时。不但不过时,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真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压榨工人血汗和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历来是骗人的鬼话,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因素,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劳。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历史上的八国联军和现在的美国,没有一个不是靠掠夺和侵略别人发家的。英国佬和美国佬是靠战争,靠贩卖鸦片和黑奴发了大财,将来他们还会继续掠夺和侵略别人。‘为富不仁’,历来如此。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垂死阶段,会以十倍的疯狂横行霸道,与全世界人民为敌,这是他的本质决定的。千百年来,许多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资料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财富——包括土地、矿山一直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大多数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所以马克思才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从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建立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受教育,人人政治上平等。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也不一定统一模式。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口太多,按照人均占有量来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在中国,社会财富不允许少数人占领,必须由国家控制,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福利。资本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空话。共产党人为了这个目标,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奋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要背叛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呢?你刚才讲的资本主义国家富,社会主义国家穷,这是事实,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暂时的。你总不能让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和十八岁的小伙子去比试跳高吧!”

    “但是,不发展生产,只搞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永远要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到时候谁战胜谁、谁吃掉谁就很难说了。”

    “对!看来革命和经济必须同时抓,中央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又要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相信主席会掌握好这一点的。资本主义不符和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无数革命先驱和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要想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铲除党内孳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打倒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赶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我的看法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很可能要在世界上长期共存,互相竞争,最后谁胜谁负的确还很难说。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你我能说清楚的。现在我们只能听主席的,中国的事只能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看主席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文革以来,我们的关键地方都没有停嘛!原子弹、氢弹照样爆炸,卫星照样上天,长江大桥照样建,大部分工厂没有停工嘛!不过主席首先要解决领导核心的权力问题,即国家将来的前途命运问题。我认为主席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对的,是要把全党全国人民锻炼一下,以便将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不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根本,是大局。至于文化革命的负面,阴暗面,我看也有。有些失控,影响了正常秩序和生产,打倒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可能受了冤枉,甚至死了一些人,但这是暂时的,是支流。有些人专门夸大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把一说成十,把十说成百,说什么全国完蛋了,生产全瘫痪了,老干部全打倒了。这是走资派丢了手中的权后仇恨文革,以生产压革命的惯用手法。我们刚从山西过来,那里的工厂、矿山工人照样干,根本没有瘫痪,当然影响还是有一些的。越是造反派掌了权的单位,没有武斗,生产搞的越好。所以林副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任何一场大革命,没有一点损失是不可能的,代价是应当的,是正常的。生个孩子还要痛半天呢!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分歧,我看这很正常,不是一时能统一的,多少年后也会有分歧。历史的实践会检验一切,历史学家会有定论的。我们造反派既上了文革这条船,只能听毛主席的。现在全国许多地方两派大战,武斗成风,是有点乱。这点,我也很困惑。乱是谁引起的?这要让事实说话。造反派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有什么错?你们保守派和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视为反革命,又打又抓,甚至开枪杀人,象青海军区和内蒙古军区那样,造反派不能等死吧!‘武汉事件’你也知道,陈再道把那么多工人、学生打成反革命,支持‘百万雄师’大打出手,造反派能不反抗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天下大乱难道光怨造反派吗?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多军区的老将军和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对毛主席不能说不忠,对资本主义不可能不恨,但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就是不理解呢?现在全国的形势的确很乱,国内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包括你们这些人,当然主要是军队的人,你们的力量很强大。我看‘文革’就象太平洋里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看不到大陆,随时有沉没的危险,我有些悲观。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听伟大舵手的。”

    “不对吧!这话从你们造反派嘴里说出来,我很吃惊。天下大乱不怨你们造反派怨谁?怨我们保守派?你们一造反就不分青红皂白,把老干部都打倒,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才骂你们是反革命。至于有的军区抓人、打人甚至开枪杀人,那当然不对,但谁让你们造反派冲击军区呢?我当过兵,如果我在站岗,谁冲击我我就开枪打死他,不但无罪,还要立功。至于你说文革象是大海里的一条小船,这话很形象。你说的对,船在大海里航行,靠的是舵手。但你也不要忘了,大海能载舟,也能覆舟。任何舵手都要尊重天气的规律和大海的脾气,如果碰上十二级台风,再好的舵手也很难说。如果他在驾船的时候失误,那就非翻船不可!不过你们是不是太悲观了。我们‘保皇派’也紧跟毛主席,想念毛主席。我们不是文革航船下面的暗礁和逆流。其他组织和势力不好说,我们保守派群众组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倾覆文革这条船,但我认为主席这个伟大舵手不能失误。我不认为文革是太平洋里的一条小船或独木舟,我认为是一艘探险的巡洋舰,伟大领袖驾驶着它想去发现未知的新大陆。这个新大陆不知在哪里倒是真的,但巡洋舰是沉不了的,大不了在海里转几圈再返航,不会沉没的。”

    “好,你讲得好,太好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看来是一致的。我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在惊涛骇浪中锻炼锻炼,提高反修防修的意识,这对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大有好处。如果失败了,就算是交学费吧!”

    “不过这个学费可能交的太大了,恐怕是倾家荡产交学费吧!”

    “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有分歧。站的位置和角度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了,毛主席总是站在山顶上看问题,高瞻远瞩,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伟大之处。”

    “你这话我不敢恭维。毛主席高瞻远瞩,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毛主席也应当是最脚踏实地、最实事求是的。只有国际共运史上的乌托帮分子和中国革命初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才空穴来风,盲目蛮干,脱离实际,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你讲话很有水平!你的思想比你的话更有水平。”

    “不敢不敢。你不是说交流思想吗?我今天许多话已经很玄乎了。用你们造反派的话说就是铁杆保皇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我不怕,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可耻的。”

    “象你这样的保守派头头不多。有些人是浅薄地,愚昧地保守,这种人从监狱里提出个杀人犯任命为他的领导,他也立即保,决不敢提半点意见,而你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文革有看法,是有理论有思想的高水平的保守派。我们造反派就喜欢你这们种人,很愿交你们这种朋友。观点看法不一致不要紧,我们的出发点都是无私的,都是为党为国的,这就够了。请你讲讲山东的情况好吗?”

    “我们山东出了个王效禹,山东的问题主要在他身上。但是我认为,只要上面的政策不变,没有王效禹,还会出个李效禹、张效禹。”

    “王效禹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问题?”

    “抛开造反本身不说,王效禹这个人的品质极坏。在青岛,他把一手提拔他起来的市委书记张敬涛差点整死。他到济南夺了省里大权后受到了中央的支持,号称“六个第一”:省革委会第一主任,济南部队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另外他还兼着青岛市的三个“第一”,成了山东的“太上皇”。可他带头反对济南部队的老干部,亲自指挥武斗,出门带一帮打手保镖,从不用军区的警卫。山东的老干部被他整得很惨,许多人迟迟不解放。王效禹在山东干的坏事太多了,无人不骂。他重用的造反派头头全不是好东西。你听说现在流传山东的顺口溜了吧?”

    “我听说了。是不是那段‘山东大地鱼鳞坑,黄河岸边铁壶声,大明湖畔炸油条,栈桥边上卖花生’?全是骂王效愚和造反派的?”

    “对!你还行,记得还挺准!” 赵忠池说。

    “你们这就不对了。你们这是站在走资派和地主、资本家立场上咒骂劳动人民。焊铁壶的、炸油条的、卖花生的都是劳动人民。你们可以骂他们干了什么坏事,但不能侮辱劳动人民。”我学着韩爱晶的话批评赵盅池。

    “对!我们是有派性。”

    “杨德志同王效禹关系怎样?”

    “要不是中央支持王效禹,杨德志早把他抓起来了。”

    “听说某某军支持王效禹。”

    “那也是表面现象。军长、政委们迫于上面的压力,应付差事而已。从理论到实践,绝大部分当兵的对文革不理解,谈何支持?但林副主席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此而已。”

    ……

    我同赵忠池聊了很久,议论了很多问题。因为事过多年,记忆不可能全部准确。经回忆整理加工,主要内容大致如此。

    想不到当年谈话的许多内容,成了多年之后的“ 焦点访谈” 。

    告别了赵忠池,出了山大,我到千佛山下找到了韩爱晶他们,介绍了同赵忠池谈话的有关情况。大家又到大街上看了看大字报。

    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青岛。

    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尽管也处在文化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多了几分喧闹,但仍不失她的美丽与妩媚。那一幢幢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红楼,那海滨大道两旁郁郁葱葱的绿树,那浪花飞舞、令人心醉的碧海,那洁净透明、镶嵌着朵朵白云的蓝天是青岛特有的风景,正所谓” 红楼绿树,碧海兰天” 。那独具一格的栈桥象一条玉带伸向海中,托起了玲珑庄重的廻栏阁;那风景如画的汇泉湾象半轮明月,拥抱着大海;碧兰的海水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不停地拍打着金色的沙滩,仿佛顽皮的婴儿抚摸着母亲的胸膛;一群群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追逐、盘旋着,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那是为自由而歌唱……第一次见到大海的韩爱晶等人高兴得不亦乐乎。朱军、尹聚平、段孔莹跑到刚退下潮水的海滩礁石上捡起了小螃蟹和贝壳。我和韩爱晶站在岸边护栏前,面对大海,遥望着远方的舰船逐渐消失在海平面下。

    “对面是哪儿?” 韩指着前方茫茫大海问道。

    “正前方是南朝鲜,很近。山东人很多人家有亲友在那里,但还是去台湾的多,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去了台湾。” 我告诉韩。

    韩呆呆地望着大海,不说话,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半天,他突然说:“山东真是个好地方,有高山,有大海。不过将来很难说,弄好了是中国的第二个上海,弄不好就是战场,若打起仗来,这里就是前线。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进军海洋。我们的海军力量恐怕不行,只守不攻,不是好办法。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知怎么考虑的。”

    “没有钱呀!你知道造艘航空母舰要多少钱?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少不了。” 我说。

    “不对!” 韩爱晶又同我争论起来,” 中国有钱,关键是指导思想不对,钱化得不是地方。相当年郑和下西洋,开着船队周游世界,多厉害!清朝的北洋水师也很厉害,可惜出了个卖国贼李鸿章,加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了颐和园,结果败在了倭寇手里,从此中国的海军再也没有翻过身,总是被动挨打。中国的海岸线这样长,不发展海军怎么行?只有控制了海洋,国家才能强大,闭关锁国,光靠几亩地过日子不是好办法。”

    “你这不是埋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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