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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东,本名朱进选,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朱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64年高考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大学期间,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决心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1966年“文革”爆发后,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朱东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运动,参加了“北航红旗” 红卫兵组织,成为一名积极分子。朱东博览群书,尤其是马列和哲学方面的书看的很多,知识面丰富。他口才很好,讲话旁征博引,极富煽动性。不久,他厌倦了学校和社会上的派性斗争,回到了原籍老家,深入到工厂、农村,发动工人、农民和老干部成立了数十万人的群众组织”河南工农共产主义运动团”(简称“河南共运团” )。

    作为贫农的儿子和共产党人的后代,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朱东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极其崇拜;他对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发动农民起来闹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十分钦佩。他认为,建国以后,中国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革命必须给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带来好处和实惠。上层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果不能最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革命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他经常在大会上宣讲,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解决工人、农民温饱问题,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那是扯淡;中国大部分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统统打倒;他慷慨激昂地宣告,县级以下没有走资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永远没有顶峰。他甚至在大会上点名“攻击”林彪是别有用心。他曾经讲,“热爱毛主席要凭行动,光喊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符合辩证法,人能活一万岁吗?”

    朱东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变成了河南“共运团” 的行动纲领,受到了当地几个县数十万干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对。有人很快添油加醋地把河南” 共运团” 和朱东的事反映到了中央。

    首先是林彪“发难”,然后是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批示:河南” 共运团” 是极其危险的反革命组织,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

    1968年1月2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安部军管会派人急赴河南,把正在大会上讲演的朱东逮捕并用专机押回北京,关进了专门关押政治要犯和大人物的秦城监狱。

    作为朱东的同学和好友,作为“北航红旗” 的主要头头,我们不相信朱东是“大反革命分子” ,但我们当时没法保护他,因为他是“钦定”的“要犯” 。

    开始给朱东罗列的主要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密谋组织几万老干部和几十万工人、农民起来暴动。”专案组如临大敌,对朱东展开了严厉地逼供信并追查他的后台。

    朱东在秦城监狱中一直关押了八年,受到了非人道地折磨。笔者访问他时想请他讲讲当时所受的苦难,但他哈哈大笑:“八年了,别提它了!” 随后,他严肃地说:“自1968年1月2日至1975年12月30日我整整被关押八年之久,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确实是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热血青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巨大地打击,几乎要把人的精神撕得粉碎。但是,毛主席说,既来之,则安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当无所畏惧。八年的牢狱之苦,可想而知,但牢门可以锁住人的肉体,却锁不住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不知尽头的关押期间,自己得以大量地阅读和精读马列经典著作、毛选四卷、哲学、历史及社会科学著作。这对于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及坚定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受益匪浅。我在监狱中构思了几部长篇理论著作的雏形。1975年12月30日,我被‘教育释放’回校,到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公安部发文给我彻底平了反,后经我的专业老师朱开轩(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亲自过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给我安排了工作。这些年,我一方面努力作好本职工作,一方面抓紧读书和研究,使自己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面逐渐进入‘自由王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只可惜,在航空航天专业方面,我只好忍痛割爱了。”

    朱东从1976年到1983年用八年时间撰写并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巨著《社会共同论》(含《社会形态论》、《社会进步论》、《社会文化论》三卷)的初稿。1984年10月,应邀在中国科协组织的中央管理知识讲师团进行了讲演,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1985年在中国科协和社科院组织的有关会议上提供论文和讲演《关于劳动保护安全科学的提纲》、《关于地区发展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1985年12月在文化部和《光明日报》联合召开的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华文化发展战略的设想》的书面发言;1989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报》发表了论文《谈科学家的政治素质》,对当时科学界存在的许多敏感问题提出了尖锐、中肯地批评和分析;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现象》一书,收录了他的论文《中国古代政治科学现象的文化分析》;1995年6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太平洋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论文《科学与中西文化问题》;之后,朱东不断有重要论文在国内、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和杂志上发表。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国内八位理论专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人,朱东是其中之一)编写的一套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系列丛书(每人写一本)正式出版,朱东写的《‘三文’文化论》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好评。朱东现已被冠为著名人文学家、哲学和社会交叉科学学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最近,他的又一哲学力作、一百多万字的《社会形态论》即将由出版社出版。

    朱东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领袖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失误,作为研究学者,他直言而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尖锐的批评,实话实说,从不随波逐流。他对理论学术界某些人全盘否定马列主义、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深恶痛绝,称这些人是“蚍蜉撼树”的小丑。

    朱东说:“我相信科学,忠于科学,并要献身于科学。我受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教育,又具备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再加上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进入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阵地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回顾自己3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整个学术研究的跋涉过程,我完全可以满怀豪情地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作为朱东的老同学和好友,笔者感慨之至。历史证明,当年的“红旗战士” 、“大反革命分子” 朱东是条汉子。他没有给“北航红旗”丢脸,也没有给当年的北京航空学院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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