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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书归正传。1968年初,伟大领袖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他老人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一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清理阶级队伍则不但对当权派,对普通干部、教职工和群众中的坏人和有问题的人也需要清理出来,免得他们兴风作浪,为国民党效劳。椐说这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全院上下基本“安定团结”,北航红旗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北航革委会在当时许多院校正进行武斗、连革委会也成立不了的情况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韩爱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和王恆(原党委书记)为首的清队“七人领导小组”和“第七办公室” ,领导全院的清队运动。之所以叫“七办”,是取前苏联当年的“契卡”的谐音,这是韩爱晶的文字游戏。

    作为革委会委员和组织保卫部长,我被列入“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负责保卫工作和日常事务,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需要指出的是,“七人领导小组”主要由几个三结合老干部们主持日常工作。

    清队工作一开始,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教务部有几个教师,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恨,当然谈话中免不了骂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之类的言论。后来,其中的一个教师反戈一击,“出卖”了他们,并写了揭发材料。教务部的头头们一看,大吃一惊,便把有关人员找来交代问题,结果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反动言论”。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伟大领袖不用说骂,连发句牢骚都是反革命。教务部的头头们把材料上报了革委会和“七人领导小组”。由于言论太反动,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会后,决定把首要分子送交公安机关。革委会把材料上报了北京卫戍区。过了几天,卫戍区把人抓走了。这个大会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许多人会后都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北航“清队”工作继续进行,但很快便有人陆续自杀了。有些人仅仅在基层单位被群众勒令交代问题,一未关押,二未批斗,便突然跳楼、上吊了。

    死了人归我处理后事。我对自杀现象很有意见,便向主要头头反映,应想办法制止自杀现象。

    不料主要头头和个别老干部说:“你年轻,未见过世面,哪有运动不死人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不少人自杀,这是正常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那死了人你们来收尸!我见了死尸就头晕。”我没好气地说。

    我认为死人总不是好事情,于是,我自作主张以保卫部的名义发了通令:“希望有问题的人主动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千万不要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好办了,将来平反也晚了。运动后期才做结论,你现在着什么急?如果谁再随便自杀,将以破坏运动论处……”

    “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你开什么玩笑?” 井岗山和一些老干部把我批评了一顿。

    批评归批评,自杀事件仍有发生。我和一些人急了,不停地提意见。清队领导小组便决定把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24小时派人看管,防止自杀。于是革委会在八号楼设立了“牛棚” ,把许多专案对象关了起来。

    北航清队期间在八号楼设” 牛棚” 一事,很不得人心,是剥夺人权的法西斯行为,但是,自设了“牛棚” 后,再没有人自杀了。这也叫歪打正着吧!看来“牛棚” 不全是坏东西。文革中,各单位不管是整老干部,还是清队整群众,还是抓“5.16”时整红卫兵造反派,没有不关“牛棚”的,决不只北航一家。据我所知,文革中全国最大的“牛棚”是“秦城监狱”和北京卫戍区的西郊半壁店“监管所”,关的全是大人物。

    如今回忆起来,北航当时有两起自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开会,有人报告校办工厂厂长家门口流出了许多血,可能出事了。我急忙带人赶到了现场,只见一间平房门紧闭,从里面流出了不少血。我后退两步,用肩膀撞开了房门,踏着厚厚的血迹进了屋。一个东西把我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头。再一看地上,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死者是加工厂厂长和他的老伴。 老伴的头已被割了下来。男尸的头差不多也割得快掉了,仅有一块皮连着身子。男尸的右手里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屋里有一张双人床板,床板的一头捆上了一口袋粮食,一根绳子拖在地上。所有的窗子全关着,门是我撞开的,排除了他杀可能。

    公安局的同志赶到后,对现场的床板解释不清,作不了结论。

    有关人员告诉我,死者历史上可能有些问题。运动开始后,有群众揭发让他交待问题,没有人打他和批斗他,就出事了。我分析此人可能怕问题暴露后日子不好过,便想自杀,又不忍心扔下多年相依为命的老伴。老伴也愿与他一块死,但男方不忍心先杀死老伴,便想了个同时死的办法。半夜里二人把双人床板一头绑上了一口袋粮食立了起来,以便倒下时增加重量。二人量好了床板倒地的距离和位置,便双双躺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一拉绳子,让倒下的床板边正好砸在脑袋上……据邻居们反映,半夜里确实听到一声巨响。

    但是由于重量不够,床板倒地时没有立即将二人脑袋砸碎,仅砸晕了过去。男方醒来后,见事已如此,便横了心,爬起来找到菜刀,先把老伴的头割了下来,又割断了自己的脖子……公安局的同志认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直夸我不简单,不愧为保卫部长。他们以此作了结论,同意将尸体火化了。公安局的同志说,从自杀和杀人情节、手段看来,死者不是一般老百姓,肯定受过一定训练。但就算受过特务训练,也没有必要这样想不开自杀。

    据后来了解,死者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有关组织,档案里有记载。群众让他交待问题就交待吧,为什么要死呢?他完全不应该自杀并搭上了老伴一条命。他把问题交待清楚后,大不了今后不当官了,也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畏罪自杀。现在看来这老两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同国民党沾边的人挨整是必然的。文革中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皆被整得死去活来,同国民党沾边的人就更倒霉了。

    另一件自杀事件,更加悲惨和目不忍睹,那就是五口人集体自杀事件。

    校医院有一位女医生,不知她和当教师的丈夫因什么问题也不想活了。据一些老干部讲,凡搞运动,自杀是难免的,而且象传染病一样,一个人自杀了,另一些人象受了传染一样,也纷纷自杀,不知怎么回事。

    女医生夫妇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身体健康的母亲,两个可爱的儿子,可能是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一家人住在北航家属楼单元房里。

    我闻讯赶到现场时,破门而入,立即被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顶了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捂着鼻子,又冲进了屋内,迅速打开了所有的窗子,有人找了几个风扇向外吹风,我立即查看现场。

    室内摆设整齐,干净利落。双人床上,女医生夫妇并肩躺着,穿着新衣服,男方嘴角吐出一堆泡沫。尸体早已冰凉。桌子上两大瓶“敌敌畏”,已所剩无己。

    另一间屋里床上,一位穿戴整齐的老太太,盖着被子,死态安然。在另外的床上,分别躺着两个穿新衣的孩子,皆已死亡。

    一家五口全死了。公安局的人赶到后,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查清死因。女医生夫妇看来是喝的“敌敌畏”,但老太太和孩子怎么死的?难道他们也愿意自杀吗?

    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展开了核查。现场楼房单元门窗完好,门是我撞开的,外人作案被排除。这时在楼道垃圾堆里找到了打针的针管和巨毒XX灵药瓶(忘了这种药的名字了)。据校医院有人证实,女医生从医院私自拿回家两瓶巨毒XX灵。

    公安局的同志发现了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胳膊上有针眼。经初步断定,女医生夫妇决定自杀后,不愿留下母亲和儿子受罪,便骗他们打什么防疫针之类,老太太和儿子当然不怀疑。巨毒药注射后,趁老人孩子昏迷时,夫妇俩给他们穿上了新衣服,放到床上,眼看着他们安静地死去,然后,夫妇俩穿戴整齐,同时喝下大量“敌敌畏”,并排躺在床上,也双双死去。这就是结论。

    “太悲惨了,这个母亲太残忍了!” 公安局的同志不住地说,“我们见过许多自杀案,但象这个案子实属罕见。女医生的狠心和手段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一般人干不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把五具尸体抬下了楼,让人送往了东郊火葬场。“敌敌畏” 呛得我一天未吃饭,只想呕吐。

    我至今不明白女医生夫妇为什么全家人自杀?因为什么问题导致如此惨剧?估计可能也是历史问题吧!据事后教务部和校医院的人说,清队以来,没有人对女医生夫妇实行任何批斗和逼供。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同志又通知我说,市局军管会领导对这起自杀事件很重视,决定派法医去火葬场验尸,要我派人陪同。

    我带了几个保卫部的学生(其中包括两个胆大的女同学),开车到公安局接了法医,赶到了东郊火葬场。

    停尸房里摆着数十具尸体,估计全是自杀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未来得及火化。下午送来的一家五口人的尸体找到后,法医让我们一具具抬到门口灯光底下,准备解剖。盛夏季节,现场苍蝇蚊子满处飞。

    身为保卫部长,我当然不能胆子太小。当时年轻,对什么都好奇,解剖尸体这种事更是没见过,随我来的保卫部学生同我一样,都有好奇心,想开开眼界。我们抬起尸体来,咬着牙,歪着头,憋着气,闭着眼,那样子惹得法医大笑。

    法医30多岁,穿着短裤短褂,口罩也不戴,对着尸体下了手。

    每具尸体的程序一样,开胸,破腹,取胃液、血液、胆汁、肌肉等分别装进一个个小瓶子里,贴上标签。我和同学们为法医打下手,递瓶子。

    每具尸体的胸部划上一刀,打开胸腔。法医用两手插进胸腔,扳得胸肋骨“咔咔” 响,夜深人静,令人毛骨悚然。法医一边干一边同我们聊天:“医生嘛,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就如同一头猪一样,没什么可怕的,当然当着死者亲属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让亲属看见。”

    法医每处理完一具尸体,都把刀口缝好。我问为什么,法医说,人道主义嘛!

    处理完五具尸体后,天快亮了,整整干了一个晚上。

    后来公安局通知说,女医生夫妇胃里有大量的“敌敌畏”,老太太和两个男孩的血液里有大量巨毒药,五人皆中毒死亡。女医生夫妇先用注射毒药的手法杀死了老人和孩子,然后双双喝“敌敌畏”自杀,据此做了结论。

    这起五口人自杀死亡事件轰动了全院,也是全院“清队”以来自杀事件的高峰。此后,革委会和清队领导小组在我和许多人的强烈要求建议下,迅速设立了“牛棚”,把有问题的人关了起来。关人不对,但从此杜绝了自杀事件的发生(设立“牛棚”后没有一个人再自杀)。设“牛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空见惯,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北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关押了不少人,据我所知,自杀事件六起,死亡十一人(有一起夫妇二人,有一起全家五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清队七人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我不承担主要责任,虽然在我的坚决呼吁下设立了牛棚减少了自杀,但面对已经死去的亡灵,我们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良心是受到谴责的。我认为,如果北航不搞“清队”,就不会死人。如果我不是“清队领导小组”的成员,那么死多少人都与我无关。对于死去的亡灵,我借此书向他们表示衷心地哀悼,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后来北航的新当权者在清查“5.16”运动中和清算韩爱晶等人的问题时,对每一个自杀事件皆查得清清楚楚,并对被审查和受迫害的人全部平了反,这是正确的。但北航抓“5.16”时关“牛棚”和迫害的人也不少,只不过自杀的人少点而已。

    后来的当权者也把我们关进了“牛棚”,我辈中也有人想不开自杀了。文革以来,中国人都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马灯”,除了极个别真正的逍遥派外,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今天是整人者,明天就成了被整者;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革。

    对于文革中的受害者和自杀者,大难不死的笔者在向他们深表同情和哀悼的同时,感慨万千,特别是对于一些枪林弹雨过来的革命老干部因挨整而自杀表示万分悲痛和惋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要自杀。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和灾难。作为社会人,谁不干事?既然干过某些事,就要准备被别人查,就要挨整,甚至坐牢、杀头。如果明知自己是无罪的,受冤枉的,那更不应该自杀,必须坚持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来。我的经验是,干过的事就老实承认,赚个好态度,争取从宽处理;没干过的事死不承认,宁可被打死,也不能承认,更不自杀,做个响当当的硬汉子。哪怕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杀头,今天晚上也要“潇洒走一回”。说不定明天上午“圣旨”一道:刀下留人,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一切皆烟消云散,雨过天晴。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能活了,想给你平反也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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