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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1968年夏季,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北大、清华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其它高校也不同程度的发生武斗。大量的教学设备、教学楼被破坏,学校里构筑了工事,不断发生武斗伤人死人事件和传来爆炸声。蒯大富的“ 井岗山兵团” 和”4 .14” 兵团誓不两立,大打出手,连化工楼都炸了。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武斗,群众组织手里都有部队变相发放的或抢来的枪枝、弹药、手榴弹等,许多武器被外出串联的学生带回了北京。清华大学两派都有一些破烂武器,但不多,比起北航来,当然差远了。北航当时正清理阶级队伍,用不着武器,基本上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航主楼二楼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里沙发上已睡觉,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蒯大富,只见他象监狱里逃出的犯人,头发胡子很长,披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

    “司令驾到,有失远迎。怎么如此狼狈?” 我把他让进了屋。

    “咳!别提了,差点让‘老四’打死!” 蒯进屋后出了一口长气。我立即给他倒了一杯水。

    “半夜鸡叫,定无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 我说。

    “老弟救救我。” 蒯大富一本正经,双手作揖,吓了我一跳。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只要别武斗就行。有什么困难,说吧!” 我十分慷慨。

    “人,钱都不需要,只要一样东西。”

    “ 什么东西?”

    “枪!” 蒯大富知道,中央发了北航数千枝枪。

    我心里顿时一沉。

    “要什么都可以,只有这枪不能给,我说了不算。” 我也学着耍滑头。

    “谁说了算?”

    “上面当然是周总理、卫戍区,学校里当然是韩老六了。” 韩爱晶外号叫韩老六,那是电影《暴风骤雨》里的一个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过说好,只要老六同意给,你就得给我。” 蒯很聪明。

    蒯走了,他知道韩爱晶在体院留学生楼疗养。韩最近身体不好,吐血,周总理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

    蒯一走,我立即要通了韩爱晶的电话。

    “蒯大富来要枪,怎么办?” 我问。

    “不给!” 韩回答很坚决。

    “他赖着不走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这事我不管。” 韩把皮球踢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蒯大富又来了,面露喜色。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给。不要多了,几十支就行。” 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是太上皇,说一不二,但这里是北航。北航红旗是一个战斗集体,韩爱晶比较民主,不象蒯大富那样独裁。

    “韩爱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听我说,这枪绝对不能动。这不是木头棍,枪一响要死人的,你要考虑后果。” 我正式劝他。

    “‘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亏。你给我枪,出了事是我的,与你无关,你放心好了。你们几千支枪,给几支怕什么,用完了还给你,神不知,鬼不晓。” 蒯果然缠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松口。

    当时,蒯也24岁,同我一样大(注:后来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我不能吹牛比他强,但在借枪这件事上,我确实理智得很,比他聪明。

    蒯大富嬉皮笑脸,完全没有了蒯司令的风采,他开始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胡乱翻动起来。出于面子,我不理他,任他乱翻。他忽然走到保险柜面前,拍了拍,说:“这里面肯定有枪,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里面确实有五支带子弹的“五四”手枪,幸亏门锁着。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没有枪。再说钥匙在秘书手里,我打不开。” 我笑着说。

    蒯一无所获,走过来一下子拉开了我办公桌的抽屉。我锁上已经来不及了。抽屉里恰好有几十发刚从学生手里收缴上来的各式子弹,真见鬼了!

    “啊!子弹也行,我拿走了。” 蒯一把抓起了包子弹的报纸,塞进了破大衣口袋里。

    我没有再坚持夺回来,心想,反正是些杂牌子弹,没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则他缠着没完。

    蒯终于很不满意地走了,临走说我不够朋友。

    以上就是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搞枪枝子弹的全部经过,绝对没有丝毫水分。

    事后,韩爱晶和常委们夸我干得漂亮。

    我作梦也没有想到,此事后来闹得很大,差点要了我的命。

    原来,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被“ 4 .14” 的人盯上了。“ 4 .14” 的人寻机绑架了蒯大富的司机——一个50多岁姓王的共产党员。

    “4 .14” 利用手段 ,追问蒯大富去北航干什么,这位老司机耐不住皮肉之苦,最后说是去北航搞枪。

    “4 .14” 又惊又喜,问拉了多少枪,司机说一支也没搞到。又一顿皮肉之苦后,“ 4 .14” 把一份写好的材料送到司机面前,逼迫司机在上面签了字画了押。

    材料大致内容是:某月某日晚上,我拉蒯大富去北航,从保卫部长那里要了两车枪支弹药,拉回了清华……这件事立即在清华园里炸开了锅。

    第二天,这份材料就到了康生手里。(注:这是康生是“地派”后台的铁证。)据说康生大怒:“蒯大富和北航这个保卫部长该当枪毙!”

    韩爱晶得到消息,吓坏了,反复追问我那天究竟给蒯大富枪了没有?我如实以告,并大骂康生这个老混蛋老乡。韩爱晶知道我的为人,从来不说假话,敢做敢当。他心里有了数。

    后来,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大召见时,中央首长批评清华武斗开枪打死了人,康生接着插话说:“蒯大富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当着毛主席的面,坚决否认此事,被陈伯达、谢富治、江青等人指责为“不老实,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看来,大人物要治小人物的罪真容易,只要信口雌黄就行了。康生老贼不论整老干部还是整群众,历来如此。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一说成十,而且不允许你有争辩和解释的权力。

    由于在毛泽东“7.28” 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的解释没人听的进去,北航借给清华两汽车枪一事似乎成了事实。韩、蒯二人有口难辩。由于清华学生们在武斗中和7月27日工人、解放军进驻那天用自己的破枪和手榴弹打死了十几个人,韩爱晶和我也背上了天大的罪名和黑锅,直到北京卫戍区因此收缴北航的枪支时,经过查验一支未少,蒯大富又实事求是地做了证明,才还了我们的清白,但为时已晚了。

    事过多年之后,回想起蒯大富借枪一事,头上仍然直冒冷汗。当时如果一念之差、一步棋走错,借给蒯大富一批枪支弹药,凭蒯大富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很可能回去以后蛮干,那样清华大学很可能将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枪口下,蒯大富和本人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谢谢上帝保佑我,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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