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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所谓“北航黑会”问题,是惊动了中央和伟大领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这件被扭曲和夸大了的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央刺激很大,后来竟成了韩爱晶和北航红旗的重大错误和“失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北航黑会”的背景如下。

    1968年夏季,北航革委会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正在“清理阶级队伍” 。尽管“清队” 后来看也是错的,但当时北航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可说上下安定团结,没有两派斗争,更没有武斗。当时的北航红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广大红旗战士的拥护,牢牢地掌握着北航的大权,日子过得很舒服。在全国各地,北航红旗作为“响当当、硬棒棒” 的革命造反派,影响很大,受到全国造反派的赞扬和羡慕,可谓“功成名就”。难怪当时全国的造反派感叹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1968年夏季,全国的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文革以来,在毛泽东的“三支两军” 、“要支持左派” 甚至“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许多军区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党员、干部和老工人为主的所谓“ 保守派”,对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赞扬、支持的造反派实行压制和打击。而许多文革以来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起来造反、自认为大方向没有错的造反派们不甘心受压制和打击,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劫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严重事件,大规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许多省市虽然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没有根除,自认为受压制的一派继续造” 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导致武斗不止,天下继续大乱。

    在北京,以清华、北大为首的武斗也继续升级,天、地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对这种形势当然十分恼火。中央连续发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来。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受到了严重地挑战。而作为毛泽东本人,他当时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全国两派武斗不止?为什么那么多群众和军队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为什么那么严重?难道仅仅是因为群众组织里混进了个别坏人吗?当时,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全国之所以天下大乱,“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说过,“党内、军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 有了这些最高指示,全国能不乱吗?哪个群众组织愿意当反革命?哪个愿意当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国民党呢?这样派性能不严重吗?这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泽东究竟是伟大英明领袖,在“车到山前疑无路”时,他老人家往往灵机一动,顿时扭转乾坤,结果当然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去年(1967年)夏季,武汉发生“7.20”事件,军人“造反”,军心不稳。他审时度势,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个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了替罪羊,暂时平息了军界的不满。但按下葫芦起来瓢,军队高兴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国继续大乱。面对今年夏季的局势,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杀手锏:敲山镇虎,杀鸡儆猴!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此为后话。

    7月中旬,广东省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等人来到了北京,联络了全国各地一些造反派头头,想在北京召开一个“ 全国形势分析会”,并希望得到北航红旗等首都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况。现在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们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当时,韩爱晶因身体不好,在北京体育学院(其头头刘长信是天派的)留学生楼边治病边休养,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几个主要头头知道。1968年韩爱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体院,不抓具体工作,只参加中央首长的接见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学校里的清队工作由二把手井岗山和王恒主持,“看家护院” 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得知外地造反派头头想见他并想在北航开会,韩爱晶不太愿意,怕受牵连,但碍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便勉强同意了,并交给一个女同学段孔莹负责操办和接待。韩以有病为不能参加会议,让其他常委酌情处理,并把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可能是蒯大富树大招风,比较好说话,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头头想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考察一下清华大学的武斗现场,会议首先决定在清华召开。

    7月16日,由武传斌等人召集的全国各地比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来自西安、广西、内蒙、江苏、辽宁、吉林等地的十九个单位)首先来到清华大学,穿过武斗封锁区,来到了蒯大富的“据点”。会议开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诉苦,反映当地造反派如何受压制、打击,有些发言措辞激烈,可能有点出格。蒯大富等人只听,没有发言。最后,大家以清华条件不好(武斗不安全)为理由,建议第二天到北航继续开会。

    第二天,外地头头们来到了没有武斗、“歌舞升平” 的北航。据参加过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会场在主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里。负责筹备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红旗(没有打北航革委会的牌子)” 全国动态组” 的段孔莹等几个学生。到会人员约有八、九十人。其中有黑龙江“炮轰派”、辽宁“ 8。31”、锦州“ 糟派”、镇江“三代会”、青海“ 8。18”、贵州“ 4 。11” 、桂林“老多”、广西“ 4 。22” 、广东“旗派”、武汉“钢工总” 等全国20多个著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和代表,还有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和鲍长康、北京六中的两个中学生代表。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中间赶来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战部、“红一连” 、“全国动态组” 的一些学生约2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地质学院王大宾派人参加了筹备会,正式开会时没有来人。笔者因那天有事,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会议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广东“旗派”造反派头头武传斌主持。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他说:“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身边来,我们北航红旗非常欢迎。我们有义务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们对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很了解,我们主要是来听听情况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据当事者回忆和记录,侯玉山就讲了这几句话。

    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外地的十几个造反派头头发了言,介绍了当地的有关情况。许多人的发言观点极左,矛头指向了当地驻军和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国的文革形势描述得漆黑一团;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和议论;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主席)怨声载道,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推完磨杀驴子,把造反派当替罪羊。有人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 轮流当头;有人甚至要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还有来自国防科委系统的外地造反派头头主张揭开国防科委机关阶级斗争的盖子……由于发言者的许多言论非常出格甚至“反动” (在当时看来,现在看来都是写派性言论,应当不算违法),吓得许多人溜出了会场。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岗山也溜了。会场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红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国动态组” 的几个学生。由于大家谁都不认识谁,会议照常进行。最后,外地参会人员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红旗头头发言,并反复鼓掌欢迎。其实蒯大富早已经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这时,侯玉山坐着没动,北航红旗” 钢铁纵队“负责人柴孟贤、“红一连”代表许志新、“全国动态组”的祝春生(普通学生)代表北航红旗分别发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红旗的“元老”,口才极佳。他在发言中先说了几句对外地造反派战友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之类的套话,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声教训和训斥起外地造反派头头来。他说,你们这些外地造反派头头不读书不看报,你们根本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自认为山高皇帝远,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这样下去,你们要犯大错误的,要走向反面的。你们应当拥护当地解放军,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不取得解放军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能反军。我们北航红旗就坚决拥护解放军,上到最高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军战士,我们都拥护,特别是对国防科委聂老帅,我们北航红旗是坚决拥护的,所以解放军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不但没有打过我们,还坚决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北航红旗才坚不可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很对。但人间天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首长的话,通过艰苦奋斗换来的。还有人说,北航红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这话不对,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才是我们北航红旗。这不是谦虚,这是事实。我们北航红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我们没有忘记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但是,现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怀疑毛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凡是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凡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北航红旗决不支持他们……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

    (笔者注:主要是因为参加过这个所谓“黑会”,祝春生后来受到了数年的审查、关押和无数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2004年12月15 日,祝春生老同学因突发心脏病在老家无锡去世,享年62岁。本文算作对他的怀念。)韩爱晶在体育学院听了有关人员关于该会内容的汇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他知道捅了大娄子。这事要传到中央耳朵里,肯定会说成是“反革命黑会”,是想夺取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什么北航红旗天下第一、第二,这还了得?赶快写检查!谁知检查还没有送上,中央的批评就传下来了。

    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姚文元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 。只不“ 特务”们不认识祝春生,把他说成了北航革委会常委侯玉山。

    所谓的北航黑会立即惊动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泽东“7。28” 大召见中,韩爱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笔者认为,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 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 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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