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写人生,分享经历。欢迎访问自传网! 

自传网

  • 首页
  • 全部自传
  • 网站指南
  • 写作专区
  • 个人中心
  • 本站新闻
  • 媒体报道
  • 作者专访
  •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4 .14” 兵团成立后,为了“把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为了迫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张(4.14头头周泉缨语),“4 .14”的头头们在“4 .14思潮必胜”理论的鼓舞下,在“炮打陈伯达”的同时,同“井冈山兵团”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到了1968年4月,两派展开了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7月底,号称清华园“百日大武斗”。在连续几个月的武斗中,双方死伤惨重,好端端的清华园变成了战场,满目疮痍。百日大武斗的结果导致两派11人死亡,30多人致残,300多人受伤。

    1968年7月,“团派”(井冈山兵团)头头们连续开会,决定对“四派”(4.14兵团)发动全面攻势,并一举攻占了“四派” 占领的科学馆。面对“四派”的顽强抵抗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团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请求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据点科学馆;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直接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而从人数和力量上处于劣势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实行军管,以打破“团派” 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

    1968年7月26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8341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7月27日,由6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七.三” 布告等文件精神。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迟群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宣传科长,谢静宜是该部队的机要秘书。(注:迟群、谢静宜从此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党委正、副书记,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帮” 倒台后,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并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未判刑。)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蠢材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 的头头们。于是,蒯大富下令,坚决保卫清华园,不准外面的工人们进来。“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 于是,“4 .14” 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据多年后笔者问蒯大富,当时为什么同工宣队对着干?那么多工人来,肯定是有背景的,你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说,当时利令智昏,认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没有想到是伟大领袖下的命令。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50比1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当日11点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这时,市革委会仍然不明确宣布,工宣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笔者至今不明白,即使为了保密不提伟大领袖,但把工人宣传队要进驻清华大学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为那样工人死伤要少得多甚至没有伤亡,蒯大富的罪过要小得多,将来杀“替罪羊”时“羊”会喊冤叫屈吧?没有别得解释。

    7月27日中午12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伟大领袖的“佛掌”轻轻一挥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 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电发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 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3时多,40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 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7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10、11、12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541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 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 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历史的事实是,在7月27日下午导致多名工宣队员死伤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状、开会,对学校里发生的情况并不了解。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疲惫不堪的他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地逃出请华园,跑到北航,一头扎进我的办公室驻地“红旗院”里蒙头大睡起来。

    (笔者注:整理完了上述清华百日大武斗内容,我出了一身冷汗。谢天谢地,当年坚持原则,宁可得罪“蒯司令”,没有给他一枝枪。否则,清华大学“414”和工人们的死伤人数将数百上千,后果不堪设想,起码笔者不会写这本书给大家看了。再一次感谢上帝!阿门!”)

    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

    上一页:回主目录

    下一页:回主目录

    翻页支持键盘上的左右按键←上一页|下一页→

    请您在登录注册本站会员后再留言吧!

    清华园“七.二七”大武斗相关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