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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章,2.我的父亲

     2、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刘守勉,原名刘守勋,1928年生于湖北省襄阳府枣阳县(今枣阳市)罗岗镇刘寨村。一贯身体强壮,能吃苦耐劳,虽然历经磨难却依然长寿,如今离休在家,2013年的今天仍然每天去平果县老干部活动中心走走,打几圈麻将,看看报纸和《炎黄春秋》,安度晚年。

    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即枣阳县吴店镇人,刘秀乃中国为数不多的明君之一,吴店现有白水寺一座,从汉朝即起建,几经毁坏,几经重修,现已成为有名的风景区。据我的大伯父说,他的爷爷说的,我们祖上是刘秀的重臣粮草官,因丢失粮草而被贬官,在县城的附近给了一块地,就此安家落户,这就是刘寨。

    我的曾、曾祖父是位贡爷,名刘光辉,系第七代孙,他给刘家子孙提写了宗谱:“远宗近守,修家宪亭,永际昌泰,时运丰亨,馍烈佑启,诗礼钦臣,代圣贤托,普作升平”。共32个字,子孙后代须按此排辈、起名。

    远字辈为三男二女,大祖爷(名已不可考),生子磐宗,磐宗有四男四女,四男为鲁泉、近璜、礼泉、温泉,(无近字,某泉该为其字);

    二祖爷(名已不可考),有一男二女,男铭宗,又有一男名近绊;

    三祖爷名迟远,为我太、太祖爷,有一男一女,男名铎宗,女未记名,嫁阮店。

    铎宗即我嫡亲曾祖父太爷,有四男二女,时已至清朝末年,秀才,民国时期尚有土地140亩,房子多间,在街上开有几家商行,经营花纱、粮食等,另开酒坊一处,酿造高粱酒供应四方八处。

    我大爷近瀛字仙州,大奶高明珍,无子嗣;

    二爷近清字河千,二奶吴明秀,有三男一女,长字守勤排老大,过继给大爷,次子守骧(),排老三,三子守功,排老五;

    三爷近沛字雨田,只有一男守勉,排老四,在19494月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四爷近睿(睿字应有三点水边旁,但电脑打不出该字)字智泉,即我爷爷,有一男二女,男即我父亲守勋排老二(后改名守勉),二女惠兰、惠英,排老六、老七,即我六姑七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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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爷爷刘近睿,1985年留影。

    本来我这一辈应该按修字起名,但也许是父亲参加革命是个干部,就没有继承“封建”的传统,而是按“革命”的时髦方式,起了所谓现代的名字。

    曾祖父一家几十口人共同生活至1947年。曾祖父将家产一分为四,我祖父分得土地40亩,商铺一间。我祖母邱氏(名字不祥,亦或根本无名字,乃当时习俗),家住邱家四坊,距刘寨约20公里,也是大户人家。我爷爷主要经营商店,40亩旱地则靠一名长工打理,农忙时节则雇请短工帮忙。刘寨的粮食产量当时是很低的,这样的经济条件需养活五、六口人,这在当时也是个穷地主,在四川、东北等地也许构不成地主资格,在今天则比不上一个个体户。然而,就是这一地主成份,给我们一家三代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历史挺富有戏剧性,1951年,就在土改队将我爷爷划为地主、土地财产没收的同时,我爸爸在美丽的南方也作为土改工作队成员将别人划为地主,没收别人的土地财产,还作为人民法庭法官宣布枪毙恶霸地主。

    据我父亲回忆,他和几个堂兄弟到学龄时,是由他们的秀才爷爷自办私孰教学,到1937年,刘寨公办起了小学,秀才爷爷也年迈体弱,几兄弟便进了公学读书。

    1948年8月,我父亲在襄阳读高一时,解放军解放了襄阳城,城破前,校长带着大部分师生迁到湖北蒲圻县继续办学,父亲与其堂四弟刘守勉则回家躲了一个多月。形势安定些了才又各挑着一担棉花随着大人们一同到武汉,将棉花卖后充作路费,投奔蒲圻学校。由此亦可看出家庭经济之拮据。

    1949年4月,我四叔刘守勉因为是“三青团员”,匆忙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其物品和学生证件等均留在我父亲刘守勋的手上。1949年6月,蒲圻县也解放了,该高中迁回襄阳复课。我父亲回到武汉时在大街上看到“湖北省革命大学”招生,便决定放弃再读高中而进“革大”,“革大”校长由时任湖北省长的李先念兼任。

    1949年6月25日,我父亲不用考试即进了“革大”,不想20天后校方却宣布:学校将迁往黄岗。学生都不愿意到“小地方”的黄岗读书,时逢中原大学从河南迁来武汉,张榜招生,父亲与很多同学都想去“中原大学”读书,而“革大”的老师为了留住生源,说:“你们已在“革大”注册,“中大”是不会录取你们的”。怎么办?我父亲和他一位表哥很想去“中大”,最后想到只能改名,表哥在名字上添加笔画,就象台湾著名作家柏扬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就读南京大学将“郭大同”改成“郭衣洞”一样,我父亲手上正好怀揣着去了台湾的四弟刘守勉的证件,就用他的名字报名“中原大学”并如愿录取。从此,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刘守勉,一个在台湾国民党军队,后退役做中学教师,一个在大陆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队伍。难以想象,在旧中国战乱频仍的年代,为了读书等原因,有多少这样“改名换姓”的离奇故事。

    解放前夕,革命形势发展迅猛,需要大量干部,“革大”“中大”都是共产党培训干部的短训机构,一进入类似学校学习即算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是在1949年6月进入“中大”的,因此我父亲后来的待遇是离休干部,享受着处级干部全额工资和医疗费全报的优厚待遇。

     “中大”三个月父亲即毕业,又分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公安干部学校”学习,八个月后的1950年7月7日,毕业大会上,领导宣布我父亲等77名学生分配到广西参加公安工作,来到广西省公安厅,父亲与另一位同学李德齐被分配到武鸣专署公安处待命,武鸣公安处将两人分配到所属的果德县公安局工作。

    说起李德齐叔叔,还有一段离奇的经历呢。他是河南新县人,虽出身贫农,但却当过“三青团员”,1957年跟我父亲一起因“指标”问题而被划为“右派”,1962年全家和我们家一样都退职回原籍,1979年“右派”平反后又一起官复原职返回平果县。我们两家两代人至今来往甚密,如此戏剧性的情节有如金庸的武侠小说。

    1951年5月,广西省政府将同属武鸣管辖的果德、平治两县合并,两县各取一字称“平果县”,并划归百色专署管辖。我父亲便一直在平果县工作至今,我们儿孙一辈也都成了平果人。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花巨资开发了平果铝之后,平果县才名声雀起,现在平果铝厂仍属亚洲最大,仅仅留成给县里的税收即达7、8个亿,2000年后达10多个亿,使平果县一举成为广西财政收入的第一大县,令我们平果县人也光荣自豪了一把。而在这之前可不一样,一说平果县,外地的人们总是好奇的问:平果县?你们那儿是不是苹果特多呀?

    我就把平治、果德两县合并才叫“平果”,而不是出产苹果而得名的来历讲一番。有时也支吾:是的、是的,我们那儿苹果很多。搞得友人一楞一塄的。

    父亲到平果公安局后的1951年初,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剿匪行动,广西土匪之多举世闻名,除了历史悠久的本地土匪外,还增加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著名电影《英雄虎胆》即以广西十万大山剿匪故事为蓝本。父亲那时穿着与解放军同样的军服,骑着一匹瘦马,腰别手枪,带着一个通讯员,经常下到乡村执行任务,想起来真有英雄虎胆的味道。

    1952年开始土地改革,公安局人员也是土改工作队的主力,我父亲就任土改指挥部人民法庭法官。人民法庭根据情况和需要巡回到本县所属的11个区开庭审案,主要是审理刑事案件,偶尔也办理民事案件。审理完结就要作出判决,对罪大恶极之徒,尤其有血案的人,处以枪毙。

    我父亲经常负责审讯人犯,审讯人犯是需要威仪才能够镇得住那些刁蛮狡猾之徒的,需要虎眼圆睁怒目而视,有时候还需要拍案而起,大声呵斥,为此训练出相当吓人的面目,那时候经常公审,因此群众也会看到我父亲的风采。后来我们兄妹在坡造乡时,不时会有人对我们说:哎呀你父亲可厉害了,脸一黑,眼睛一瞪,好怕人啊!

    1953年初土改基本结束,县里调我父亲参与组建供销社并任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兼任,父亲其实就是第一任供销社主任。我母亲也由土改队调到供销社,俩人因此相识。

    1956年,供销社与商业局合并,“文革”后期又分开至今,财政与税务亦然,分分合合。

    1957年,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反右”斗争开始,所谓“反右斗争”,开始是党要各界人士提意见,主要是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大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或言论向党提意见,由此加以改正,这应该说是件好事,但由于言论越来越激烈,共产党,尤其是主席毛泽东同志接受不了过激言论,认为是“右派”向党进攻,结果以执政之权力对提意见者残酷报复。后来的事实证明,“反右斗争”是错的。结果在1978年至1979年初,党中央给所有“右派”进行了一个不留的彻底平反,连一些当时没有被划为右派只是暗定为“右倾”的人,也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本来清白之人以清白。

    作为平果县这样的基层小县,根本不知“右派”为何物,但共产党最善于搞运动,运动一来,全国总动员,上下一刀切。作为单位头头,我父亲在运动伊始,还作动员号召大家“反右”,到后来自己却不明不白成了“右派”。其罪名“莫须有”而已,其中主要一条是:反对党的领导,其实是曾经向上司------县财贸部长提过意见,另外一条罪名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我父亲解放初主要在县里的上五区搞土改工作,选人大代表时,名额放在下五区,结果中选,父亲私下笑谈这不算民主,罪名由此而得。

    父亲便被打成右派,虽然是轻右,没有像重右一样被送去劳改,但仍然被降了两极工资,下放到供销社的基层单位土产公司劳动,两年后脱掉右派帽子,但仍然是“脱帽右派”,政治上还是要背负沉重的枷锁。

    1962年,国家几乎无法承受吃公粮人群的压力,就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动员1958年以后的干部、职工退职回乡,也许那时的县领导执行政策有偏差,除了动员应该精简的对象退职,还在大会小会动员195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干部退职,不少北方的干部也许是思乡心切吧,不少老干部纷纷退职,在整个环境气氛的影响下,我父亲竟然也糊里糊涂,一赌气写了退职报告,

    7月,报告竟然也被政府领导批准了,我们一家准备离开平果县回到父亲原籍务农,当时的县长刘振铎对我父亲透露真相:老刘呀,实在对不起,反右时本来不应把你们几个划成右派的,我们同是南下来的干部,老革命了,可是没办法呀,上边下的指标完不成,县委反复研究,最后把你们几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划了进去,对不起了!

    多么滑稽,多么荒唐!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而成为“右派”的,全国又有多少???

    谁能知道,为了完成上边的“指标”,将我父亲-------一个清白的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打成“右派”,从而使我们一家跌进了苦难的深渊。我母亲因贫病交加而病故、我奶奶因走投无路而自杀、我们三兄妹受牵连初中都不能读,参军、招工招干,全都无缘,前途渺茫,其多灾多难,馨竹难书……

    而我一家的遭遇仅仅是千千万万右派家庭的一个缩影,那还有其他地、富、反、坏以及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家庭呢?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苦难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就的。1979年,家破人亡的我父亲获平反后,我们三兄妹也才跟着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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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右一为我父亲刘守勉,真名守勋,后面是我小姑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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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2.我的父亲相关的评论

    国子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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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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