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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章,2、水利民工

       2、水利民工

    1970年金秋10月,农活开始少了,是开工修水库、挖水利的季节,公社决定从龙马水库修一条水利渠道到坡龙大队,公社提供技术、炸药及部分资金,大队出人力。因其源头是贤强大队,尾部是坡龙大队,这条水利就叫“贤坡水利”。

     

    民工是“一平二调”,即无偿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动力,意思是水利建成大家都得益,公社把需要的人力计划下给大队,大队再分配给各生产队,谁也不会说个不字,一声令下,大队很快便从各生产队抽出100人左右的队伍,我们25生产队出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另外有蒙自尧、罗光景,两个月后换了韦盛安来替换,因为蒙自尧要娶媳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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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队伍由大队民兵营长覃善基带队,来了都称民兵,绝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20%左右不满20岁,本人就仅16岁,还有30来个女青年,常言说:男女搭配,做工不累,喝酒不醉,感情好了一起睡。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很快我便结识了年龄相当、文化相等、趣味相投、家庭背景相似的几个朋友,并从此成为一生的好朋友。其中有:张克平、黄晓东、黄文安、苏玉林、罗光景等。

     

    水利工地的活虽苦虽累,但有了一群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欢欢闹闹的,大大冲淡了劳累的苦恼,对我来说,脱离了在生产队,不用再跟那些婆婆妈妈们一起劳动,而且从此每天可拿到10分满分工分,这简直是一次解放。

     

    到工地的第一天,是上山砍树、割草回来搭建工棚,男的砍树、女的割茅草。工棚选在山脚靠近小河的一块平地,离我们住的街上约4公里。共搭了三间工棚,一间大的中间用木条和茅草分隔,一边男一边女;床是一排通铺,用细木条编整齐,铺上竹子席,就睡在上面。

     

    厨房建在小河边,方便取水,一间六角形的草屋,做指挥部兼仓库,我们成为六角亭。

    水利工程选一段最难的来开工,叫先啃硬骨头,石崖陡峭,跟电影《红旗渠》一样的地方,这就要使用炸药炸石头,炸石头要用钢钎凿炮眼,施工时要在腰部绑保险绳,绳子在高处绑好,悬挂下来。必须要准确打中只有几公分飞钢钎,否则就会砸中扶钢钎同伴的手,久不久砸中手是不奇怪的常事;我们大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初中生,出来没干过,但也没有什么时间给予培训,就在干中学,边干边学。但有部分曾经干过水利工地的中年人,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很快也学会了,毕竟粗重的体力活都不是什么太过技术性。我很快也掌握了这一工作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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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眼开好,接着是埋放炸药、导火索的一头插上一个雷管,雷管插在炸药里,点燃导火索跑开,点炮前吹响哨子,就是打篮球用的哨子,公路两边派人拿小红旗拦住过往行人,一切就绪才点炮,然后响起惊天动地的轰隆声,炸开的碎石蹦到一两里之外,非常惊险刺激。当然这是那时候的做法,比较原始落后,现在不会这么做,点炮炸石头用的炸药适当,根本不会炸得那么严重,碎石不会飞那么远。

     

    不久我还报名参加了点炮的工作,开始只点一个炮,点上一支烟或一支香。那天我点燃一支烟,身子和手在索索地发抖,指挥员口令下了,“开始”,哨子吹响,我把烟头伸向已经剥开的导火索头,那头上露出黑色的火药,烟头一触到导火索,便兹兹的冒火,说明点着了,我撒开脚丫子便跑,脚下是乱石堆,必须准确的踩中稳当的地方,否则就会甩倒,跑的过程中万万不能摔倒,摔倒就惨了,已经点燃的导火索是不会停下来的。还好,我跑到远处一个大石头后边躲起来,“轰隆轰隆”炮声一个接一个炸响,纷飞的乱世噗噗地砸在身边,那情景跟真刀真枪与敌人打仗的战场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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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声中,大家默默地数数,跟事先计划的炮眼数相等,说明全部点燃,还有不响的,就是哑炮,大约半个小时后,几个有经验的就去排除,这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如果是因为导火索没有点燃,就重新点一次,其他情况就慢慢把导火索、雷管拔出来,等下次重新装填炸药雷管。

    还好,整个工程两年多,没有一例死亡、重伤,但其他工地没有如此幸运,伤亡事故在所难免。点了几次炮以后,我的胆子就大多了,而且技术、经验也趋于成熟丰富,可以一连点几个炮,我最高的一次记录是连续点8个炮眼,是慢慢从点两三个、三四个炮眼练就胆大心细,忙而不乱的技术。

     

    连续点燃多个炮没有一点技术可不行,用烟头或香也绝对不行,我们发明了一种方法:用导火索点,手上拿一到两根一尺来长的导火索,每隔一寸割破一个口子,以便明火能从该口子喷出来,而不是仅仅喷出烟来,烟是点不着火的,只有导火索喷出的明火才能点着,炮眼上的导火索开口处还要剥开,使里边火药暴露出来,这样,导火索就容易点着了,这就是劳动中的小发明。

     

    第二种技术活是砌石墙,即水渠边墙,开始是年纪大些、有经验、有技术的人当师傅,俗称“大工”,其他人尤其是女同志负责抬石头、搅灰浆、在旁边递石块递灰浆当“小工”,一个“大工”,旁边围着几个女青年一起干活,一边打情骂俏,干活哪里还觉得累呢?

     

    在水利工地,出满勤的每人每月可得补助3块钱,吃饭得自己带米去,10天休息一天,不能象城市工人一样7天就有星期天,但是我们的感觉似乎当了工厂里的工人,在家的农民一天休息也没有呀,因此那些整天在大田里干活的羡慕死了。

    可是大家基本还是5天左右回家一次,即圩日那天收工后回家,吃完晚饭拿上米或者换洗衣服之类东西再回工地,来回都是靠两条腿走路,往工地走的时候一般都在晚上七、八点钟,路上要经过一处坟地,经常会可见鬼火在飘飘忽忽的转。很少有单独一人走的,男的都感到害怕,女的就不敢一两个人走,因此就常常男女相约, 三五个人结伴而行。每次走过那段路,人们的心都是揪得紧紧的。  

    一次,几个女青年走过那里,本来已经心跳加快,可是突然从坟堆里扔出一架纺棉花的纺车,“啊!”女人尖叫,其中一位吓得昏倒在地。这时韦盛安、韦理彬呵呵笑着从坟堆里跳出来,把昏倒女搀扶起来,其他几个小拳头雨点般落在两个捣蛋鬼身上,这个玩笑开大了,民兵营长把那俩下子一顿臭骂。

     

    漫长的路途,聊天开玩笑是最好的解闷方式,有情人谈情说爱更是最佳时机。但那时候好象真正谈恋爱的不多,真真假假的打情骂俏倒是常有。我年纪较小,一是不懂,二是那些女的几乎都是姐姐级的,对个别漂亮点的,年龄相仿的我也有一点朦胧的想法,但仅此而已。那时侯对男女关系看得很严重,很少有越轨的,如有越轨被发现,是要被拉到大会批斗的,而且名声就坏了,因此整个水利工地男男女女在一起,没有传出发生什么绯闻。也许有,但就会非常隐秘,必须跟地下工作者般秘密约会,秘密相好。

     

    我与女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一处山崖下。有一次大家分散施工,给渠道抹水泥灰浆,下午时分一阵大雨突如其来,事先没有带雨具,民工们四下逃散躲雨,光秃秃的山哪有躲雨的地方?我和一位姐姐叫“达四”,达,是壮语对女孩的统称,有一处石崖,我们挤了进去,跑得快不如雨下得快,早成落汤鸡的她衬衣紧紧贴在身上,一对圆鼓鼓的乳房玲珑浮突展现在我眼前,该处石崖仅够两人容身,我们并排坐着挨得很近,少女身上特有的体香沁人我的肺腑,一种异样的感觉萦绕着我,但我就那么老老实实地呆着,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大气不敢出,但时不时偷眼瞄向那柔软突出的胸乳,倒是那位姐姐大大方方地跟我随便的聊天,男女之间朦胧的互相吸引,还是使我产生了最初的情愫,我们就这么近距离的断断续续的说话,直到雨停。

     

    晚饭后、休息日、下雨天,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光,扳手腕、下棋、摔跤、大声地说笑打骂,热闹极了。扳手腕是最常见的游戏之一,挽起袖子就来,桌子上,或床边,说来就来,围观的就起哄,不服,第二天再来;女青年也掺乎进来,她们只敢跟小个子男人来,调皮的家伙就趁机“吃豆腐”,假装输了,手就可摆到女方柔软的胸脯上,享受一会柔软温馨,女的也不计较,嘻嘻哈哈,玩的就是一个痛快。

     

    还经常摔跤,宿舍旁就有一块草地,个头、力气相当的,捉对厮杀,摔倒还不算,必须被压倒翻不起身,服输,才算一局,旁边围观的人乐得看戏,我想现代娱乐活动很难有比得上那种纯粹,快乐的。

    从塘料村来的黄邦耀最厉害,他个子并不高,最多一米七,但非常粗壮,一般人根本不敢跟他摔跤,他脾气特好,我们就几个人合起来摔他,小点的三、五个奈他不何,有时候我们一两个小家伙甚至骑马到他脖子上,有的搂腰,有的抱脚,他仍然铁塔般屹立不动。我对摔跤有爱好,与我个头差不多的一般不是我的对手,我有绝招,一开始就伸腿别住对方,然后一使劲便可摔倒对方,我还懂得反败为胜,被别人摔倒压在地上,我可以一翻两翻,一、二、三未喊完就翻上来;因为一般人都不懂得压人的要领,而我要是压住人家,我会锁住其脖子,而不去压他的身子,这样他就难翻身了,当然这是跟个子、力气相等的人而言,大个子、力气大的,我就闪了。

     

    吃饭比赛:一天晚饭,有人回家,便有剩余的份饭,韦理斌和韦盛安是两个18岁左右的小伙子,两人平时都是比较调皮也很有力气的人,每人吃了自己那份又吃了别人的一份,有人打赌说,怎么样,你们还能吃吗,能吃的话我这袋米就送给你们。一称有三斤二两,即每人需要再吃一斤六两米的饭,两人说马上煮。于是,找来一个铁锅生火,很快饭就熟了,就着一点炒冬瓜两人把那锅饭吃完,中间只间隔煮饭的时间,算起来每人吃了2.6斤米的饭。我是亲眼所见,而后来多年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的时候,好像人们半信半疑。

     

    对于水利民工的生活,蒙自纯写了一首打油诗,流传甚广,他在平果中学读过高中,有一定文化水平,打油诗如下:

    水利民工多幸福,

    下雨躺着松腰骨,

    火灶旁边团团转,

    汤鸡杀鸭忙碌碌。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一年里,不时有人接到通知,去参加体检,参军或是当工人,其中我小学同学廖贤干参军去了,好朋友黄文安参加体检几次却总不过关,我及几个要好的朋友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无缘这些美好的前途,因此没有多想,想也没用。

     

    1971年9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大队部通知:张克平和我,去参加修建枝柳铁路,这是个大好消息。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只有“基干民兵”才能去的,我们并非基干民兵,怎么会抽到我们?至今都是一个谜,因为有多少人梦寐以求想去而不得啊!张克平的父亲是坡造中学老师,家庭成分也是地主,不是地主能在解放前就读那么多书然后在解放初就当老师吗?因为成分的问题也没有能够上高中,便被派到14队(那阳村)插队,因为跟黄晓东是初中同学,两人关系非常好,初中同学,黄的父亲是干部,解放初就是隆林县的县长,小学毕业时才跟母亲一家子回到原籍,算是居民下放,共同的家庭背景和志趣而成为要好的朋友。

     

    黄晓东没有接到去枝柳铁路的通知,而张克平和我这位他在贤坡水利工地认识也成为好朋友也去,他觉得是天大的不公,没有好朋友在一起那日子没法过,便到大队部去哭闹,大队支书竟然通融换了一个名额给他,于是才有了我们三人“刘黄张”结义上枝柳铁路工地,虽然我们去的是一个极其艰苦的环境。而在一年后,“贤坡水利”工程结束,大部分人和另外的许多人走上了另外一个大型工程—龙马水库,那也是一个年青人向往的热闹非凡又故事多多的地方。还有的如罗光景、周建贤等去了河池的一个工地,其余的人则回生产队干那日复一日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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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成的水渠,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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