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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章,2、学习专业

                                             2、学习专业

     

    我除了数学因为基础差,差点跟不上,其他学科基本没有问题,而且都在85分以上,这是评为三好学生的硬条件。而我的大部分课程在85分以上,包括体育课,因此评上“三好学生”。其实像财经类中专的专业课程,只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初中就行),有一定理解力,记好笔记,就能够学好,同学们历经文革十年磨难,加上整个社会、学校良好的学习风气,老师教的也尽心尽力,因此我们的成绩或者说所学到的东西是很扎实的。难怪后来中专就改为招收初中学生,只有大专以上学校才招高中生,而文革后几年中专也是高中生为基础。

     

    我自然是很用功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哪有虚度之理?《政治经济学》《会计原理》、《国家预算》、《工业会计》、《商业会计》等是我们的专业基础课,《行政事业财务》、《预算会计》、等是专业课。

     

    任课老师们基本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问深厚,这时焕发了青春,非常尽心的教导我们。《政治经济学》任课老师是吴厚德,对我们这些学习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来说,相对抽象难学,但吴老师很耐心,课间休息同学们还问这问那,体现了对知识的渴求,他告诉我们除了这本教科书之外,还有到学校图书馆去借阅其他书,才能学好这门课,我除了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参考书之外,竟然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才是更加抽象的学问,但好歹啃下来,多少也啃了些皮毛吧,学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后,对社会财经问题豁然开朗,我就很坚决地认为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对这一观点同学们分文两个阵营,辩论甚至争吵一直持续到临近毕业,吴老师则笑笑,不参与辩论,我们知道,他心中的选择是支持资本主义优于,而在当时的社会上,这还是一个大忌的问题,不会这样公开辩论,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在社会上爆发了这一问题的大讨论、大辩论,引发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计划,才真正引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我们的辩论则早得多。

     

    《会计原理》学不好,将极大影响其他会计学科的成绩,好在是张启超老师教,个子矮胖,黑黑的,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由于他高超的教学水平,得到全校学生的认可。在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同学们自然推举他,我是竭力挺他的学生之一。

     

    现在说到班主任周立基老师,看外形,像个老农民,那时应该50出头吧,没人想到他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因为上林县人,讲话还夹壮,但丝毫不影响他是我们班的神,他上课深入浅出,条理非常清楚,也不罗嗦,因此《行政事业财务》、《预算会计》两门课我们都得很高的分,90多分,我是其中之一,证明我们几乎学到全部,因为这是我们的专业,将来走进工作单位是吃饭的家伙。老师在课间说过,我们的分配去向,将主要是财政局。而知道企业财务班、工业财务班、税务班等都不如我们,虽然对社会不是很了解,但知道国家机关比工厂企业好,还比收税挨骂好。

     

    周老师的讲课风格影响了我,以致后来我也给学生讲课时,刻意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纯理论。周老师还平易近人,跟同学们开玩笑,打成一片,几乎全班同学都喜欢他,而他可能因为我的成绩不错,而且成熟懂事吧,竟然在班上表扬过我几次,批评其他同学不成熟,这是很难道的,表扬一次可能大家不介意,几次之多,大家就印象深刻,使得同学们刮目相看。周老师喜欢喝酒,主动邀请我们几个班干部或者两三个人去他家吃饭,也许我年纪稍大,还有来自壮乡,使他觉得有共同语言吧,这是其他同学做梦都难以实现的事情,而我们当时并不功利,没有因此而做送礼和要求的更多,我们隐约知道,毕业分配是由班主任老师定夺的,那是非常关键的大权啊。

     

     两年扎实的专业学习,我们掌握了过硬的基本功,为不久的将来进入社会开展工作奠定的坚实的基础。可惜时间的确是短了点,如果再多哪怕一年,在学校的氛围熏陶下,对我们的知识结构将有极大好处,高考时的几分之差就决定了人的一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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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1980年,广西财经学校读书期间在邕江边冬泳亭留影。

    1979年国内大事记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

     

    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7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10月15日至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邀对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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