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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章 老骥伏枥的中老年(1972-1988)


    来到南湖公园不久,军区政委韦国清(实际仍主政广西)来南湖散步,问能不能搞一个中草药展览?让老百姓和学生学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公园的主任说可以吧?!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呀,也没有经费。韦国清马上说经费可以拨给你们,至于没有经验,你们可以到药物研究所去取经嘛。他走后,由于我是公园里技术人员中唯一的工程师,主任就将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在大学时选修过中药药物学,多少懂得一点中药 。我在思考:一方面我要去药物所取经,另一方面这是在公园里办的展览,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既有中草药的植物知识,又有公园的亭廊建筑特色,不使人感到枯燥。由于工作量大,我们成立了一个药展办公室,除我以外,有一个专协助我翻查资料的。有一个中医,一个草医一同辨认药用植物的性味和用途,有一个中学老师,失业了,在南湖公园扫地,中英文的字都写得很好,我将他调来写每株中草药的中文名、英文学名及性味、用途等等的铝质牌子,还有一个老药工能到广西各门深山採药。我设计了一座露天的荫棚长廊来放置中草药,一条弯曲的小路通过竹林到达亭廊入口,取曲径通幽的意境,入口处请广西的著名的油画家画了一幅约4x3平米的深山一老一少採药图,並配以前言,挂在牆上。出口处设计一个花坛,种植花药两用的花草。我们从药物研究所先后引进了许多种药用植物,他们慷慨地无偿赠送给我们。南湖公园自己的药工也到广西各地深山採药,两年后共获1200多种药用植物。同时我们也编缉了一本“南湖公园中草药展览汇编”寄往各地园林局、处及有关部门。我们的中草药展览引来许多中小学老师带了他们的学生来参观,也有许多游人来观看,都认为获得了很多知识,反响很好。外地园林部门看到了我们寄去的“药展汇编”更是兴奋异常,这是因为十年动乱,公园是重灾区,花草树木被称为封、资、修,公园的绿地被侵占,热爱园林本职的人们,苦于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公园究竟应该如何办?大家纷纷到南宁南湖公园来参观。普遍认可这个药展是个很好的路子;既对群众增加植物知识有益,也结合了公园本身应有的职能。应该说这个啓蒙思路是韦国清提出来的,他早年提出的要把南宁建设成花园城市这时行不通了,才提出要南湖公园搞中草药展览。


    1978年,各行各业逐步恢复正常,这年冬天成立了中国园林学会,代表们纷纷议论花草树木不应说成是封、资、修,园林绿化应该说是起到城市的肺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城市美化的窗口。也控诉了十年动乱绿地被侵占、被破坏的霸道行为。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拨乱反正给我们增加了底气。我也被选为学会理事。这时南宁市园林局恢复成立了,我被从南湖公园调囬园林局。


    1979年,我出差去参加学会年会,归途中在火车卧舖对面的一位男士和我闲聊,他是广西大学(以下简称西大)经济系的一位讲师去参加全国经济学会囬南宁的,1952年南开大学毕业,因为西大首次恢复经济系很缺教师所以他才有机会参加全国的会议,他听我说老朱也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的,马上就说起这次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想必老朱都认识,正是由于老朱的原故,他说起的一些代表中我也认识或知道几个人,有的是他从前的上级,也有他的同学或同事。还有一个武汉大学姓张的老教授,是我在上一章提到过的从联合国驻上海经济专员应聘到武汉大学当教授的,现在已鬚髮皆白,腰弯背驼。我说我知道他在反右时


    被划成右派,对他的刺激肯定很大。被错划的右派太多了,我的一个堂妹夫,是渡江干部、共产党员,只因和人事科长顶了咀,也被划右派,并且发配到青海劳动改造,十年后因表现好,放囬了上海,却没有了工作,只好自学裁剪免强糊口。后来总算分配到一个工厂当工人,直到1979年才落实政策,恢复当囬干部,还补友了工资,分配了住房。虽然青春已逝,总还算是熬出了头的。有的人甚至搭上了性命,我有一个大学同学阵琏是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的女儿,当年在西南联大做地下工作被特务监视,就去了延安。因她家庭背景特殊,又被派囬重庆,阵布雷设法让她转学到中央大学,嘱她不要再搞政治,她哪里肯听,她周囲的人都知道她是延安派来的,由于她恰好住在我们隔壁房间,她的外貌和我非常相似,她就干脆叫我妹妹,惹得我们两个房间的人都开玩笑叫我妹妹。她公开订阅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机关报),也传阅给我们两个房间的人看。当时毛泽东正写完“新民主主义论”,蒋介石要陈布雷也帮他写一篇反驳,陈布雷说我没有这个水平写。于是蒋要陶希圣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从此陶希圣就代替了陈布雷的作用,特务更安插陶的女儿与陈的女儿住在邻床,陈琏对我们说陶是被派来监视她的。毕业后她考上了我校历史系历史研究的研究生。抗战胜利后,她去了北平(现北京)中学教书,不记得是北平25中还是26中(原教会私立学校贝满女中)当然兼做了党的工作,被特务发现了,逮捕了她,将她交给她的父亲陈布雷,其父将其押囬老家慈溪软禁。解放前夕陈布雷自杀。建国后陈琏任团中央少儿部部长。这些情况我大都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虽然在学校时和她交往不错,我一直佩服她的成熟和勇敢,但现在,她当了大官了,我这个小小的技术员,何必去找她攀谈。大概是1962年前后,在报纸上又看到她向台湾国民党喊话,要他们认清形势的消息。就是这樣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据李讲师告诉我:陈琏在文革中被打死了。我听了感到十分悲痛,有些后悔在北京工作时没有去看望她。李讲师又告诉我西大经济系初创,没有老资格的教师,希望老朱能去主持,他囬校去找校长汇报。当时老朱正好还没有工作,赋闲在家,教书是他的夙愿。我便囬应说那太好了,他喜欢教书,系主任他不一定能胜任就不必了。此事若有眉目请通知我,当和老朱一起去看望郑建萱校长,他是我父亲的学生。  囬南宁后过了几天,李讲师来电话通知事已办妥,约好去郑家的时间,我和老朱便如约去了。当时在座的除李讲师外,还有一位龙教授,郑校长介绍说他也是你父亲的学生,现在我校数学系任课,特请他过来与你们认识一下。我们都是武昌中山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当时你父亲刚从德国留学归来,只有28岁,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我读书晚,当时已经21岁。大家聊起天来,相谈甚欢。


    不料老朱的上级农委知道后,坚决不放行。並且告知他,已经重新审查了他的档案,对过去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清理和否定。即将予以重用。教书的愿望,遂成了泡影。


    1980年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来信和我商讨在南宁繁育金花茶向林业部申报科研课题的事,北京林业大学作为主办单位,南宁园林局作为协作单位,陈教授为组长,我为付组长。徵求我们的意见。金花茶在国内仅产于广西,被赞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它的贵重在于有黄色的花朵,这黄色就是一种宝贵的种质资源,它可以与其他非黄色的花木杂交(例如山茶花、茶梅等)而使山茶花得到黄色的花朵。但是广西的金花茶虽有二十种左右,却都生长在广西西南部的各县,要做杂交工作,是很困难的。这就要在南宁市内的苗圃中建立基因库,将野外的金花茶移植到基因库中来,以南宁市的新竹苗圃为主,广西林业厅的树木园为辅。移植工作是很艰辛的,例如当年二、三级公路的颠簸和风沙,野外尋觅_目标和小路的坑窪难行,都由于干部、工人斉动手团结一致,克服了种种困难,建成了花坛式的基因库,并且于1986年举办了课题的阶段性展览。林业部派员来参观和视察,表示满意。


    1990年,基因库中的金花茶已培育成林,参加者从实践中初步总结出的论文也已有10篇,均载于林业大学的学报上。由于课题申报时间是十年,已屆结束时间,而育种方面却不是十年就能稳定成果的。因此经申报林业部,经同意改课题为“金花茶基因库建立和繁殖技术研究”。获得林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而育种方面,原是我带领青年干部黄连冬进行的,也写成了“金花茶杂交育种初报”论文一篇,登载于林业大学学报87年第4期。到90年课题结束,林业部不再给经费,老人们都陆续离退休,就只有黄连东坚持育种工作了,所幸园林局和新竹苗圃都还继续支持一点经费,到2010年,他终于育出四个已稳定的品种,这是两代人30年辛勒才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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