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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父亲、叔父壮烈牺牲

    母亲生前多次向我哭诉了父亲同我们母子永别的那天晚上……那是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天上飘着雪花,父亲已经多日未回家了。天刚黑,母亲正要做晚饭,突然见父亲翻墙跳了进来。父亲和母亲成亲时,在村子最西头盖了三间干打垒茅屋居住,院子西墙外面就是庄稼地。母亲见父亲回来,十分高兴,但仍数落了他几句。父亲说他去安丘官庄开了一个会,刚赶回来,路过家门口回来看看,明天一早要赶到区公所汇报。于是,父亲抱起我亲了又亲。母亲赶紧包了一些饺子,又弄了两个小菜。父亲十分高兴,一边喝酒,一边逗着我玩。我脖子上挂着父亲的盒子枪,在坑上爬来爬去,逗得父亲直乐。母亲看着我们高兴的样子,不由得笑了。

    正吃着饭,突然听见村子南边传来了枪声。父亲大喝一声:“不好,有情况。”扔下筷子抓起枪就跳下了坑。我吓得大哭起来。母亲拦着父亲不让他去,说明天再走吧,说不定是谁乱放枪呢!当时每个村子里民兵都有枪,打枪也是常有的事。可父亲说:“不对,好象是河南区公所那边响枪,我一定得去。”说罢,抱起我亲了两下,不顾母亲阻拦,翻过西墙就走了。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来……1946年农历二月初六这天,一场春雪把渠河两岸变成了银白的世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傍晚,盘踞在浯河区东边的王金铭率一百多名匪徒包围了渠河南岸的徐洞村。他们从汉奸口里得知,区中队长戴福田去了安丘开会,区委书记戴福臻仅带着几个人去了徐洞村。万幸的是,当敌人赶到的时候,戴福臻等人已经离开了,敌人扑了个空,放火烧了几间房子,便把人马撤到了村北的渠河岸边,王金铭命部下胡乱地放了一阵枪。

    原来,狡猾的王金铭为了抓住戴福田、戴福臻兄弟俩绞尽了脑汁,做了周密的布署。袭击区公所虽然没抓到戴福臻,但戴福田知道消息肯定会回来营救的。王金铭让部下打了一阵枪后,便命令匪徒们埋伏在河边的树林里,又让一些匪徒每人披一块白床单,趴在水边的沙滩上,等候戴福田的到来。

    从我村到渠河边仅几里地,父亲很快就跑到了渠河北岸。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对岸什么也看不清,父亲心急如火,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齐腰深的河水中,一只手举着枪,一只手划着水,向南岸冲去。

    敌人见对岸有人下了河,猜想可能是戴福田。躲在树林里的一个匪徒大喊:“队长!队长!不好了,戴区长让王金铭抓走了,你快去救吧!”父亲一听,更加着急,来不及辩真伪,很快从水里爬了上来。

    埋伏在沙滩上的敌人一跃而起,还没等父亲反应过来,就把父亲抱住了。

    就这样,父亲戴福田落入了敌人手中。

    据当年徐洞村的目击者说,戴福田被敌人抓住后,大骂不止。敌人把他打得满脸是血。为了怕父亲跑掉,敌人扒掉了他的湿衣服,仅穿一条短裤,又残忍地用铁丝穿透了他的锁骨。王金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戴福田活着押走。

    从徐洞村到敌驻地几十里路。寒风,雪地,赤身是血,穿了铁丝的锁骨,雪地上的血印……笔者实难想象父亲是怎样被敌人押走的?走了多久?受了多少罪?那被铁丝穿着的锁骨疼不疼?那流到雪地上的鲜血有多少?……父亲被俘后,党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工作。经研究,决定用王金铭的小舅子交换。

    王金铭的小舅子被父亲他们抓到后,一直关在县大队的看守所里。这家伙是大烟鬼,经不起折腾,不几天便死在了看守所里。

    王金铭闻讯大怒,开始了对我父亲的严刑审讯和威逼利诱。

    敌人动用了各种刑罚对付父亲。皮鞭抽,压杠子,灌辣椒水……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醒过来就破口大骂王金铭。

    “王金铭,我操你祖宗。要杀要剐,痛快点,别让老子受罪。你杀了我不要紧,小心共产党剥了你的皮。共产党胜定了,国民党快完蛋了!”

    当时斗争形势已明朗化,共产党员和干部们身份都已公开,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王金铭只要求父亲答应两点。

    “戴福田,你不要又臭又硬,共产党兔子尾巴长不了,国军很快就要反攻。你打死我很多人,我早就可以毙了你。老子看你是条汉子,只要你投过来,既往不咎,老子推荐你当个团副,比我官还大,这是一;第二,若把你兄弟戴福臻也拉过来,就算你立了大功,我向张(步云)司令和王(耀武)主席为你请功。你过去干过51军,党国待你不薄,现在再投靠党国,浪子回头金不换,怎么样?”

    父亲仍然破口大骂:“王金铬你少放屁!老子参加51军是为了打鬼子,不象你们当汉奸,帮着鬼子杀中国人。老子既然干了共产党,不可能再回头了,你看着办吧!”

    王金铭气急败坏地把父亲关了起来。

    王金铭之所以不马上杀死父亲,一是因为叔父戴福臻还在,杀了父亲惹火了共产党对他不利。他是当地人,不能不留条后路。二是山东解放军主力已经大军压境,主子张步云躲在高密,已没有多大势力。万一将来落到共产党手里,也需要留条后路。

    上述情况,同共产党方面估计和分析的一样。

    叔父戴福臻也估计王金铭暂时不敢杀害父亲。他一方面和上级设法营救父亲,一方面领导浯河区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减租减息,斗争土匪汉奸和恶霸地主,保卫胜利果实。

    王金铭自抓到戴福田后,受到了主子的赞赏。匪首张步云让他再接再励,为“党国”再立新功。

    王金铭不愧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孝子贤孙。他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在灭顶之灾来到之前,下决心要再次同共产党较量一番。这时我山东解放军为了解放高密县城,命令滨北独立二团先拔除敌人的外围据点。王金铭自恃有五百多人的敢死队顽军,与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在高密城西南井沟、注沟和浯河区东面一带周旋并寻机骚扰。

    当时已经入伍的三叔戴健,就在滨北独立二团任连指导员。

    1946年农历三月初六晚,王金铭得知浯河区委明天要在宋家坡村召开反奸诉苦大会,决定倾巢出动,血洗宋家坡,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我驻高密的地下工作者得知这个情报后,立即十万火急通知了诸城县委。诸城县委认为,这是消灭王金铭残匪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浯河区在宋家坡的反奸诉苦大会照样进行。通知解放军滨北独立二团和县大队准时赶到宋家坡援助浯河区委和区中队,消灭王金铭匪帮。县委又通知浯河区委的同志,一定要把敌人牵制住,等待援军赶到。

    这些安排皆没有错误,但结果还是出了问题。

    当时,浯河区区中队长戴福田被俘后,县委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同志和县公安局二股股长范维琪同志驻在浯河区帮助工作,他们和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研究决定,坚决把王金铭残匪牵制住,反奸诉苦大会照开,命令我区中队副队长宋明斋带领区中队员在宋家坡村北岭、村东、西、南面和会场所在地祠堂大门口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偷袭。

    当时,浯河区自身战斗力不强,区中队加民兵不足百人,大都缺乏训练,武器也不行,有作战经验的人很少。但因听说有县大队和滨北独立团支援,大家情绪都很高,决心痛击来犯之敌,牵制住敌人,等待增援部队赶来。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即1946年农历三月初七拂晓,宋家泊村的村民纷纷向村里宋氏祠堂走去。刘玉笃、戴福臻等人也带人赶到会场,反奸诉苦大会开始了。

    这时,匪首王金铭率领四百多人沿潍徐公路直奔宋家泊村。

    这次敌人作了充分地准备。他们有的化装成老百姓,有的化装成解放军,很快到达了宋家坡村的东北角。狡猾的敌人化装成捡粪的老头杀害了我区中队的哨兵后,迅速包围了宋家坡村,很快就冲到了会场——祠堂外面。双方短兵相接,顿时,会场变成了战场。戴福臻区长一面掩护群众疏散,一面带领区中队员、民兵和群众向外突围。刘玉笃同志带领一部分区中队员和民兵边打边抢占了村东北角的土楼子,同敌人僵持。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我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刘玉笃同志牺牲了,范维琪同志牺牲了,宋明斋同志牺牲了,许多区中队员和民兵也倒下了。戴福臻和通讯员小王被逼进一个小院。小王爬在墙头向敌人射击时,突然中弹掉了下来。这时,戴福臻的枪里已没有了子弹,敌人一窝蜂似地冲了过来。戴福臻砸碎了手枪,迎上前去大声喊道:“我就是戴福臻,不要再伤害老百姓。”敌人冲上来把戴福臻绑了起来。

    不知道县大队和独立团哪里去了?为什么迟迟不到?这时,我方已有37位同志倒下了,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听说活捉了戴福臻,王金铭哈哈大笑。他立即让人押着戴福臻向北逃窜。

    戴福臻坚决不走。这时远处终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戴福臻知道是县大队和独立二团赶到了,他大声地喊:“王金铭,你跑不了了,我们的大部队过来了。赶快投降,饶你不死!”

    确实是援军到了,只可惜,晚到了半个小时。

    王金铭的人慌了,大喊:“快撤快撤,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大部队来了!”

    这时,我县大队和滨北独立二团已从东边切断了敌人退路,把敌人包围了起来。解放军战士像猛虎下山,王金铭的人一个个倒了下去。

    王金铭看事不好,对着戴福臻的头上开了一枪,然后率领人马向北突围。

    就这样,我的叔父戴福臻倒在了敌人枪口下,牺牲时才32岁。

    这就是当地有名的“宋家坡惨案”,我方38名同志遇难。县大队副大队长刘玉笃、浯河区委书记、代理区长戴福臻及浯河区公所、区中队的干部战士大部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王金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三个土匪连长被击毙,二百多人伤亡。一个连长保护着王金铭,依仗熟悉地形突围成功,带领残兵败卒逃回了高密县城。

    当地县誌和有关资料在记述上述事件中略有出入,报喜不报忧,对我方的失误和牺牲的同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令人心寒。

    据后来成为我军高级干部的三叔戴健生前回忆说:“宋家坡惨案,是我们的失误。部队首长计算时间有误,怕早到了把敌人吓跑了,安排战士们吃了顿早饭,结果晚到了半个小时。我当时带领战士们赶到的时候,二哥戴福臻已经被敌人杀害了。当时没有通讯工具,全靠交通员步行送情报,耽误了时间。另外,没有防住北路,让王金铭逃跑了。当时为了牵制敌胶东兵力,我军暂没有解放高密,王金铭又一次捡了一条命。”

    王金铭逃进高密城后,立即把被关了多日的戴福田押了出来,咬牙切齿地说:“戴福田,你兄弟戴福臻已经完蛋了,老子也不指望你投降了,今天就送你上西天。”接着下令当夜执行。

    父亲听说叔父已经牺牲,悲愤交加,大骂王金铭,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匪徒们把父亲拖走了,父亲始终大骂不止。

    1946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深夜,敌人把父亲押到高密县城外一条小河边,挖好了一个沙坑。万恶的国民党匪兵和还乡团分子抡起刺刀和铁锨,朝父亲辟头盖脸地砸来。父亲大骂:“王金铭,我操你八辈子祖宗,国民党快完蛋了,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共产党会给我报仇的……”浑身是血的父亲破口大骂着倒进了沙坑里……就这样,我的父亲戴福田,一个参加革命时间并不长的共产党员,在经受了令人发指的酷刑之后,视死如归,英勇不屈,为父老乡亲们的翻身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时年37岁。

    父亲走了,抛下年轻的母亲和两岁的我永远地走了。

    自父亲被敌人抓去之后,祖母、母亲和婶母整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首先是叔父牺牲的消息传来,过了不久,又传来了父亲被害的消息。

    由于高密是敌占区,父亲的尸骨没法找回。叔父戴福臻的遗体由浯河区新政权和乡亲们运回村子北边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和叔父的战友孙铁民、董乾初等人亲自处理的后事。

    叔父戴福臻和父亲戴福田相继被害的消息,震惊了渠河两岸。地主汉奸们弹冠相庆,党组织和乡亲们万分难过,祖母、母亲和婶母更是悲痛欲绝。戴家的天塌了!可怜的苦命的祖母,自祖父早年被土匪打死后,年轻守寡,养大了父亲和叔父,把他们交给了共产党。如今两个儿子双双被害,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老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只知道祖母的双眼后来哭瞎了。

    如今,年纪轻轻的母亲和婶母又成了寡妇。孤儿寡母,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

    当时只有两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穿着孝衣牙牙学语,玩耍,傻乎乎地望着母亲以泪洗面……多年以后的1963年夏天,即将到北京上大学的我为了搜集父兄们的事迹,来到了高密城外据说是父亲牺牲的河滩上。面对清清的河水、金色的沙滩和高大的白杨林,我眼泪夺眶而出。我仿佛看到父亲从河里走了出来,浑身是血,瞪着眼睛看着我,默默无语。我低下头,慢慢地、慢慢地跪在了河滩上……王金铭、张步云、蒋介石老贼,我和你们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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