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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我上学了。

    提起我的上学,说来十分滑稽。解放后,村里办了小学,许多大孩子都上学了。母亲怕我太小,让我再过一年上学,我自己也贪玩,不愿进学校受约束。一天,我在学校门口玩,突然从学校里跑出了两个学生,不由分说把我抱住,一个人抬着头,一个抬着脚,把我抬进了学校。原来是老师让他们“抓”孩子们上学,谁抓的多,就受表扬。

    我被抬进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姓戴,名耀臣,家是村西戴家庄的,论辈份,我应叫他叔。他左腿是跛子,说是校长,其实整个小学就他一个老师,真正的光杆司令。他笑着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按在凳子上。

    我挣扎着想跑,他板着脸严肃地说:“不准跑,我跟你娘讲好了,今天正式上学,你不用交学费。”说完,他站着想了一会儿。

    “给你起个大号,就叫戴维堤吧。你这一辈是维字辈。金木水火土,也是土字辈,‘堤’带土,是大坝的意思。你将来要象一条大坝,能挡住惊涛骇浪,为民造福。”

    我不懂这些,只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但也没有办法。

    校长从桌子上拿起一本语文书,交给了我,让大同学们把我领走了。

    就这样,六岁的我上学了。

    学校是一个废旧农家小院,教室是几间破旧的农房。我最小,坐在第一排,随着同学们大声地念起了一年级语文的第一课: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戴耀臣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很快就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因为我比其他孩子聪明。可以说,全班的学生我最聪明,课文念两遍就背熟了,随后就把课本一张一张地撕下叠了小动物。学期完了,我的书也没有了。为此,戴老师常批评我,甚至气得拧我的耳朵。

    当时老师可以打学生,谁不守纪律,谁学习不好,老师常用教杆打脑袋,或用竹板子打手心。我因学习好,尽管常违犯纪律,但老师很少打我,也可能老师看我是个没爹的孩子舍不得打我。

    上学以后,正赶上抗美援朝,家家都多交公粮,妇女们都做军鞋支援前线。戴老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和孩子们整天在大街上唱,许多大人也跟着会唱了。

    家乡地处海防前哨,解放后台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空投特务和撒反动传单,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有几次据说还投下了细菌弹。只要上级一号召,村干部和乡亲们便一齐出动,到村外去抓特务。戴耀臣老师跛着一条腿,带着我们到田野上去捡传单,捉据说带有细菌的老鼠、小虫子之类。特务倒没有见过,但传单拣过一些,记得内容都是慰问大陆同胞,鼓励大陆同胞造共产党的反的。有时能拣到饼干、糖果之类,但谁也不敢吃,连同反动传单都上交了。现在想起来,那些高级饼干、糖果绝对是没有毒的,可能后来都让上级当官的吃了。

    戴耀臣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就调走了,上级调他到另一个村子去当校长。是他,第一个把我这样的穷孩子领进了文化的殿堂,他是我们这批学生的启蒙老师。他跛着一条腿,辛辛苦苦地教我们,关心爱护我们,与学生们、家长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送他的那天,我记得全体学生都哭了。许多家长也来送行。母亲煮了一些鸡蛋,让我送给戴老师吃。我们扛着他的行李,一直把他送到新地方。田野里的小路上,排满了哭哭啼啼的学生们。戴老师也哭了,他让我们回去,但谁也不肯回去,那感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一直没有再见过戴耀臣老师,我真悔恨为什么没有再去看望他。我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可怜的戴耀臣老师(一直是小学校长)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小学生们戴高帽子游街,活活折磨死了。啊!我的启蒙老师,愿你的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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