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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中的日子

    安丘一中始创于1911年,饱经沧桑,有悠久的历史。她座落在安丘城东岭上,是全县最好的全日制中学,离家50多里路。我每星期回家二次取”干粮”,全是步行,当时连老师都很少有自行车。

    一中规模大多了,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大都是大学或师范毕业,教学经验丰富,校长、书记都是资历很深的老干部。

    但是,毕竟是农村中学,条件较差,教室全是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没有实验室,更没有钢琴、电话、电视、多媒体之类,但有图书馆和一个大操场,最好的是教室里有了日光灯。

    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学生们除了上课就是自习,爱活动的同学可以到操场上打打篮球、排球,但没有足球。我不爱打球,只爱跑步,学校周围有些不大的山谷,我和同学们下课常去玩。

    当时班里同学年龄都较大,我算最小的。不知为什么,到了高中,脑子更好使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让我当了数学课代表,后来又当了班长。每逢学校开大会,学生代表发言都是我的份,由于照着稿子念,并不口吃,但平时说话时,仍时有结巴。有时老师要我传达什么通知之类,我便写到黑板上,尽量不出洋相。

    上高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

    为了减少热量消耗,学校里不久停止了体育课,下课后,大家都蹲在教室前面晒太阳以增加热量。

    尽管是农村中学,却很难吃到菜,全是咸菜的“干活”。有时候回家的学生带回一棵大白菜,切碎用盐腌一下,全班同学吃一天,那就是绝好的美味佳肴了,有时连咸菜也没有了,只好喝盐水。

    吃的全是红薯干之类,很少见到粮食。有时老师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公路上去采白杨树叶子,弄回来堆在食堂门口象座小山。食堂大师傅们用大锅反复地煮,最后切碎,撒上点玉米面蒸着吃,那滋味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有一次,食堂吃瓜干稀饭,当那又黑又臭的饭分到每人碗里时,一个姓梁的女同学闭着眼吃着,突然,她‘啊’地一声,把饭喷了出来,吐出了两颗牙齿。女同学摸摸自己的雪白的牙齿,一个没少,奇怪?同学们上前一看,原来是两颗死人牙齿。那一定是农民收地瓜干时,从坟堆旁扫进去的,因1958年家乡的坟全部平掉了,许多无主坟里的尸骨散落田间。女同学一听,当时就哭着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

    同学杨炳武为两个窝头退学的事,使我至今伤感不已。

    杨是景芝镇人,很聪明,学习也很好。他初中、高中都和我一个班,我俩很要好。有一天,他在食堂劳动,这时正好炊事员蒸了一笼窝窝头,那是给老师们吃的。杨炳武可能饿坏了,他见四周没人,偷着抓了两个,塞到口袋里一个,另一个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这时炊事员过来了,见少了两个窝头,便从杨炳武的口袋里翻出了一个,并报告了学校领导。

    可怜的杨炳武,还没等学校处理,当天晚上便不告而别了。

    后来杨在家一直务农。农闲时,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人家修锅补缸,以维持生计。我始终认为,当时杨炳武如果不是为了这两个窝窝头退了学,凭他的水平,以后完全可能考上大学。

    想起高中时挨饿的日子,真是刻骨铭心。

    由于天灾人祸,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后来才知道,城里人也吃不饱,听说连毛主席一家吃饭也定量。有一天,我从食堂换了二斤半全国通用粮票。我想起了当时在北京的姨夫姨母老两口。姨夫1958年去北京当临时工,姨母去京看病,投靠在亲友家中。我小的时候二位老人对我照顾得很好,于是我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在北京的姨父。过了二个月,我突然收到了远在重庆的二舅的来信,信中装着我寄给北京姨父的二斤半全国粮票。二舅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一直留在重庆工作,我从未见过二舅,只听母亲说过二舅如何如何好。

    二舅在信里夸了我一顿。原来姨父收到我寄去的粮票后,老泪纵横。他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寄给了重庆的二舅。二舅收到这二斤半粮票后也老泪纵横,为有一个孝顺的外甥而高兴,他也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粮票又给我寄了回来。

    如今我向儿子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编的,不爱听。

    家乡地处沂蒙山下,潍河两岸,自然条件不错。当时不是不打粮食,只是产量太低,打下的粮食交了公粮后所剩无几,加上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偿还朝鲜战争欠下苏联的债务,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袋过日子。

    这段历史,多年以后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攻击否定毛泽东、夸赞邓小平的借口,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当时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家子”。另外,当时没有优良品种和化肥之类,每亩地仅仅收200来斤麦子,现在随便就可以亩产千斤。

    中国历代最苦的还是农民,种庄稼的人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大都如此。但那时有个不可理解的现象,尽管人人吃不饱肚子却没有人骂娘,共产党的干部几乎没有一个贪官污吏,更没有人抢公家的粮食。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们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好,真正是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

    作为风华正茂的高中生,虽然肚子吃不饱,但精神生活不能空虚。

    班主任于信忠老师是位乐天派,他爱好京剧,会拉京胡,能自拉自唱许多段子。我拜他为师,学会了拉京胡,并爱上了京剧。

    高中期间,我读了大量的书。

    我从小爱听故事,爱看小人书,村子里有文化的老人们看的古线装书我也常拿来看。高中时,学校里有了图书馆,书很多,我开始大量地借书看。从古典名著到鲁迅、闻一多、郭沫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臧克家等人的书,还有当时流行的《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红岩》等书,我都看过。外国的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塞万提斯、高尔基等人的书也看了不少,尤其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书对我影响很大。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我看了好几遍。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成了我追求的偶像。这些书使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书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功课很轻松,我常在上课时偷看小说,为此常被老师点名批评,但因我学习好,老师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每逢考试,我几乎总是考第一。高三时,全校数学、物理大赛,我数学第一,物理第二。我的作文常常获得免于打分的殊荣,受到老师的夸赞。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只是说明高中时不知为什么脑子特别好用,决无吹捧自己贬低别人之嫌。事实上,许多高中、大学同学的水平不比我差。许多人后来事业有成,有的当了厂长、经理、”博导”、大学校长、将军;有的官运亨通,当了科、局长、县、市长甚至省部级干部;有的成了大款或企业家,为母校争了光。而自己由于“鬼使神差”,后来得罪了“赵公元帅”,断了升官发财的梦,一辈子碌碌无为,穷困潦倒,狗屁不是,以至无颜见“江东父老”,也早已被“江东父老”遗忘。惭愧之至,无地自容,好在如今年龄老了,脸皮厚了,也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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