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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活正式开始了。根据高考成绩和政审条件,我被分到了全院最机密的专业之一——火箭导弹自动控制系计算机专业,班号为3511,即1963年入学,第5系1专业1班。

    全班25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我一了解,全是当地中学的尖子,大都是一、二把手,与自己一样。

    北京航空学院是1952年成立的。当时根据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需要,国家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北京工学院的航空系的专家、教授及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了我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十多年来,北航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航空航天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航隶属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是聂荣臻元帅,北航的最高领导是武光空军中将。我们入学的时候,武光已被调到新疆去了。

    北航是国防科技院校,政审条件较高,学生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干部子女中以军队干部子女较多,家庭出身是职员或上中农的就算不太好了。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这不足为奇。

    学院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分段教学。头三年全是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四年级之后才开专业课。

    由于我的计算机专业性质,数学、物理、外语、电工电器原理等是主课,而化学、机械制图之类仅学一年就结束了。数学学的最多,据老师说,同北大数学系差不多。

    学院里没有了班主任,但有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讲师上大课,只管讲,讲完就走,辅导是助教的事。教授大都是资深的教师,助教则大都是本院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担任。

    从1964年开始,学院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学生们轮流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搞“四清”,为期数月到半年。我和同学们被分到了通县的台湖乡当起了“四清”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与调查“四不清”干部的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四清”的政治意义、是非难以评说,但对学生个人来说,的确是受到了一定的锻炼,使一些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书生们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家庭条件较好,自己从未洗过衣服,甚至连手绢都洗不干净,下乡搞四清时住在一位贫农老大娘家。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农村生活仍很苦,农民全吃粗粮和咸菜之类。老大娘的早餐是玉米面贴饼子。这位上海同学本来吃惯了大米,连馒头都难以下咽,看到老大娘把冰凉的贴饼子放在锅底下的火堆中烤热,拿出来吹了吹上面的灰便端上了饭桌,顿时目瞪口呆。老大娘倒了一碗开水,把饼子递到他的手里,他仿佛拿着个刺猬,左右为难。鉴于工作队员的纪律,他狠了狠心,闭着眼咬了一口,就着开水咽下去了。此事后来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同学,在给贫下中农写家史时,说到旧社会外出讨饭,讨饭效率不高,大约是55%左右。这种典型的书呆子语言,受到了领导地批评。

    北航的高干子女,大部分都很好,学习刻苦,生活艰朴,没有架子,同工农子弟相处也很好。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优越感太强,盛气凌人,不守纪律,搞特殊化,不艰苦朴素,同工农子弟格格不入,距离很大,工农子弟对他们很反感。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距离和反感演化成为鲜明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对抗,从而导致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发生了惨痛的悲剧,这是后话。

    上大学后,对我和大部分农村子弟来说,可说一步登天,进入了天堂,从小吃不饱的日子成了历史。学校伙食好多了,天天吃馒头、米饭,有时还有肉和鸡蛋,很少吃粗粮,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作为烈士子女的我和班里好几个农民子弟都享受十九元五角的最高助学金,而伙食费仅需15元。当时除了干部子弟外,大部分工农子弟都有助学金,基本不用家长负担。(注:对于上大学没花钱这一点,我永远感谢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上大学后,由于在中学里爱好京剧和京胡,我参加了学院文工团的民乐队,分工拉板胡。板胡是高音乐器,一个音符也不能拉错。我在院文工团里业余练了三年,有一定长进,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为歌舞节目“丰收歌”、“逛新城”等伴奏。由于没有下苦功,我的板胡始终是一般水平。象几个有名的板胡独奏曲子“大起板”、“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我始终拉不好。

    文革开始后,北航文工团的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北航红旗”造反派,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我本人,由于忙于革命、造反、当头头、挨整,心爱的板胡再也没有摸过,甚是遗憾。

    我从小爱活动,尤喜欢长跑,对球类不感兴趣。每天下午下课后,我就约几个同学长跑,出了校门,往南跑到动物园,往东跑到安定门,再跑回来,每次一、二十公里,也不觉得累。现在回想起来,学生时代的坚持长跑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从未倒下,包括从未住过一次医院。

    星期天常和同学们到颐和园玩,也是跑着去。每人带两个馒头,出西校门,过清华园、中关村、北大西门,一直跑到颐和园。为省一角钱门票,我们有时从南面一缺口处翻墙而入。在昆明湖里游泳玩累了以后,便跑到园内佛香阁下的饭馆里占一张桌子,要几碗开水,几个人拿出冷馒头啃起来。没钱叫菜,就把桌子上的酱油、醋喝个净光。由于常来,年轻的女服务员都认识我们了,每次我们来了,主动把酱油、醋瓶子拿过来,站在一旁看我们这些穷大学生狼吞虎咽的样子,止不住笑出了声。那笑声是友好的,美丽的,甚至是多情的。那年代,大学生很吃香,不象现在遍地皆是。

    回想起来,到1966年夏天为止,三年正式的大学生活受益匪浅,基本完成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要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将会正常地运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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