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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党问题的遗憾

    大学期间,我没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北航是国防科委领导的半军事院校,由于毕业后大都要担当重任,所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由辅导员和脱产干部及学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负责物色、培养和发展入党对象。当时班长之类的学生干部轮流担任,以锻炼大家的工作能力。

    大约1965年冬天,我已是班里的入党积极分子。由于我出身好,在世界观教育和许多大是大非的讨论中,我立场鲜明,观点正确,深得辅导员和党支部的信任,被内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

    发展什么样的人入党,这恐怕是建党尤其是建国以来令人深思和存在争论的问题。建国以前好办,入党是要担风险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那时若非先进分子和优秀分子是入不了党或不愿入党的。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事情就不同了,几乎人人都想入党。60年代在大学里,某些党的负责人包括支部书记的天平有时难免倾斜。某些老好人、听话者,说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人缘好的人往往很容易入党。而有一点个性,有一些小毛病,特别是爱提点意见的人,尽管你对党忠心耿耿,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甚至不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却不太容易入党,起码要反复地考验你,甚至考验若干年。至于出身不好的人,那就更难了,好在北航出身不好的人不多。

    我保存着1965年党支部书记同我一次谈话的内容记录。支部书记说,我热爱党,有革命理想,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观点正确,不随波逐流,大公无私,乐于助人。缺点是有时脾气急躁一些,团结同学不够广泛,尤其是对女同学不爱讲话。另外,有自来红思想等等。支书希望我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好好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十分感动,我决心好好修养,争取入党。

    如果当时(1965年)我入了党,成了中共党员,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可能会当保守派,起码当不了造反派头头,那我个人的历史绝对要重写。这决不是事后诸葛亮。

    结果是,文革之前,我未能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原因说来可笑而又可悲。1965年冬季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教我们滑冰。农村孩子没见过滑冰,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好玩,便喜欢上了滑冰。上课时老师发冰鞋,但下了课后借不到冰鞋,又想滑,十分着急。这时同班一位姓陆的同学也爱滑冰,他建议我俩合伙买一双处理冰鞋,轮着滑,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俩每人出了三元伍角钱,去新街口买了一双旧冰鞋。我的钱当然是从助学金里省下的零用钱。

    不料此事被人反映到党支部,说我用助学金买冰鞋,不艰苦朴素,上纲成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党支部决定暂缓发展我入党,继续考验。

    就这样,“文革”之前我没有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再也进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直到化为灰烬。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山东老家看望祖母和李青君。

    祖母更加苍老了,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的,牙齿全掉光了,眼睛几乎完全失明。每次到家,祖母便摸着我的脸,问我吃得饱不饱,北京冷不冷,见到毛主席没有?毛主席身体好吗?我说,见到了,每年‘五一’节、国庆节,都能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招手,我们都喊“毛主席万岁!”不过离的太远看不清楚。祖母听后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

    祖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她老人家把仅有的两个儿子都献给革命,她不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谁呢?

    祖母每次都问李青君的情况,问我回来看人家去了没有,说李常来看望她,李是个好闺女,今后千万别忘了人家。其实,每次从潍坊下火车,李都去车站接我,返京时,李皆送我上火车,一年见两次面,我想着她,她等着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1963年赴京上大学之后,李青君和其他一些未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在家务农,有的进了县办企业。李在县城烟站当了临时工,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她省吃俭用,从不多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寄给我。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北航党组织和老师们的培养教育下,我和同学们很快度过了三年多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如果不是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脚印将按照既定的轨道走下去,我的人生之路大概将是另外一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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