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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三年灾害时期


           常言道,好梦不长,乐极生悲。就在人们刚刚享受到“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时候,恶梦降临了。一九五九年,天灾加“人祸”,共和国陷入了持续三年的、空前的困难之中。而在所有的困难当中,吃饭问题成了几亿人面临的最大困难。红火了一阵子的公共食堂在经历了从白米饭白面馍到吃稀饭进而“瓜菜代”的大倒退之后,终于无可奈何地宣告散伙了。各家各户又置办炉灶,重新开伙,过起了数米而炊的艰苦日子。可笑的是,在前一段大办钢铁的日子里,很多人家的铁锅都填进了“土高炉”,现在重新开伙,普普通通的锅灶碗铲竟成了一大难题,这也算是历史给人们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
           渐渐地,粮食越来越少了,从数米而炊终于到了无米可炊!由于吃不饱,不少人得了水肿病,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站立不稳。人们饿得头晕眼花,颤颤巍巍地在野外寻找着可以食用的植物。萝卜白菜是美味佳肴,米糠、野菜、槐树花、榆树叶这些以前用来喂猪的东西都成了充饥之物,母亲在乡下甚至吃过“观音土”——一种又粘又糯、吃下去不容易拉出来的黄土!
    没有饭吃,对于“阶级敌人”来说,也有点好处,那就是人们忙于果腹,对“敌人”的看管和批斗少了许多。“敌我”两个阵营的人,常常肩并肩地一同挖野菜,摘树叶,哪个知道谁是敌人谁是好人呢?看来阶级敌人也好,贫下中农也罢,吃饭还是第一要务啊。没有饭吃,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有个屁力气搞什么“阶级斗争”!
           记得读初三时,为了响应党的“兴修水利”的号召,学校放假让学生回各自的生产队参加修水库。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县里当年所谓最大的“人工海”的水库工程。在水库工地上,我和所有的民工一样,每天分到三两米和一大把又腥又涩的海藻。这三两米要分成三餐食用。每餐用一两米混合着海藻,做成一个菜团子,这就是我们这些每天挑着土、爬十多米高堤坝的劳动者每餐的口粮!有一天半夜,我饥肠漉漉,饿得发昏,摸摸索索找到一户好心的农家,讨要了一点红苕藤磨的粉吃下了肚子,总算勉强压住了一点饿气。“饥不择食”这句成语,在那个年代真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惟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饿着肚子做起来的几个水库,现在都成了当地旅游胜地,并以木兰将军命名,如“木兰湖”、“木兰天池”等等,为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们赚足了钞票!至于原来的“夏家寺水库”、“石门水库”的名字,人们则渐渐淡忘了。当然,这是后话,撇过不谈!
          在学校里,我们中学生受到国家的特殊关照,每月供应二十七斤粮食。但这点供应粮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年人来说,只能是使我们处在半饥半饱之中,所以我们也常常是“饥寒交迫!”学校后面的仓库里,堆放着学校用来种试验田作肥料用的豆饼。有时实在饿急了,我们就偷偷地溜到仓库去,掰一块豆饼碾碎了用开水吞下肚去;晚上上自习时,我们也常常溜到街上去,花两毛钱买点辣罗卜回来用开水泡着充饥。每到星期六,中午的那小小一钵米饭我总是舍不得吃。放学后饿着肚子从县城走回家去,母亲把那钵份量不多但却十分稀罕的大米饭倒进锅里,加上菜叶和水,煮成一锅稀稀的“汤饭”,娘儿俩你推我让,分而食之;那时候,学校食堂大灶烧的是谷壳,我常常把事先倒空了的枕头袋子偷偷拿到学校食堂去,找到大师傅,以装枕头的名义装满谷壳,周末再带回家去。母亲把这些谷壳拿到石磨里去磨成粗糠,加上野菜做成糊糊,就成了我们娘儿俩的美食。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些树叶、野菜、观音土、粗糠勉强维持着人们顽强的生命。
    荒唐的岁月总是冒出一些荒唐的事。就在人们为吃饱肚子而殚精竭智之时,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双蒸饭”。所谓双蒸,就是把蒸熟了的饭洒上一些水再蒸一遍。据说如此一来,米饭的份量就可以增加一倍。可笑的是,我们这些学过“物质不灭定律”的人,对这样自欺欺人的谬论居然深信不疑!
           又一个暑假结束了,同学们陆续返回了校园,大家惊奇地发现学校的操场变了样。眼前是一片庄稼地,一垅一垅的土埂上,墨绿色的红苕藤你缠他绕,枝繁业茂,密密麻麻地覆盖了原本空空荡荡的大操场。于是,有聪明的同学发明了一句我们学校独有的歇后语:大操场上种红苕——吃饱肚皮比锻炼身体更重要!
           一九六二年,父亲调到一个蔬菜农场当场长。这时候,经过几年的饿肚子,人们搞“阶级斗争”的劲头已经小了许多。承蒙组织上恩准,母亲也得以转到这个农场来继续“劳动改造”,我们家也随之搬到了这个农场。在这里,惟一的好处是饿不着肚子。蔬菜农场,当然少不了种瓜种苕。记得当时我们家堆放着很多的南瓜,这在别的地方还在饿肚子的人看来,不啻于是山珍海味啊!我那时在县一中读高中二年级,因为家隔远了,有时候几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回一次家也不容易。先从县城坐汽车,再转乘火车,下火车后还要走上几里地,过一道小河才能到家。小河边,有本村村民荡一叶小舟来回摆渡。那年月,钱是多么值钱啊。从县城坐汽车,要四毛钱;再坐火车,又要二毛钱,回一次家,一共要花一元多钱啊,真叫人心疼!很多时候,为了节省坐汽车的四毛钱,我就和同路的同学一起,抄小路通过一大片湖地,步行二十里地,从县城走到火车站,刚好来得及赶上下午五点钟的火车。有时候碰到火车晚点,下了火车天已经黑下来了。夜色沉沉,远处村子里的点点灯火,在凄迷的夜雾中就象遥远天际上的颗颗寒星。我在黑茫茫的湖地里急急忙忙地走着,好不容易来到小河边,对面村子里摆渡的小船早已收工多时。于是,寂静的夜空中,就响起了一阵阵焦急而凄厉的呼喊声:“过河罗……过河罗……”。
           一九六三年夏季,我高中毕业了,随即参加了高考。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读大学要优先“无产阶级”的后代。我是“右派份子”的儿子,“政审”不合格,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虽然我后来通过了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这一生,没有能取得那一纸正规的大专文凭,我还是觉得十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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